这个信息林默涵只告诉过两个人:江一苇和苏曼卿。连陈明月都不知道。
保密不是因为不信任,而是因为保护。知道的越少,在酷刑面前就越无可奉告。
林默涵拿起一张刚印好的宣传单,对着光看了看。油墨的颜色刚刚好——隐藏的文字会在接触到显影液时显现,变成一组组坐标数字。
"老周,"他说,"这批单子明天一早送到我店里。"
"放心,陈老板。"
走出印刷厂的时候,夕阳正好落在淡水河对岸的观音山上。河水被染成了金色,几艘货船静静地停泊在码头上,像剪影一样贴在天地之间。
林默涵站在路边,等一辆三轮车。
他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街道的尽头。从后面看,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商人,微微发福,步伐从容,和任何一个在台北讨生活的外省人没什么两样。
但如果你走近一些,仔细观察他的侧脸,就会发现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坚毅。那种坚毅不是天生的,是被无数次生死抉择锻造出来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条岔路,而他总是选择那条最难走的。
三轮车来了。林默涵跨上去,报了一个地址。
车子穿过台北的街道,经过明星咖啡馆的时候,他透过车窗看见苏曼卿站在门口,正在擦拭玻璃门。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在灰蒙蒙的街景中像一团火。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一瞬。
苏曼卿微微点了点头,然后继续擦她的玻璃。
林默涵收回目光,靠在三轮车的座椅背上。风吹过他的耳畔,带来远处寺庙的钟声。
1955年的台北,春天还没有到来。但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人已经听到了解冻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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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夜里,魏正宏又一次失眠了。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些裂缝在月光下像一张蛛网,而他觉得自己就是被困在网中央的那只虫。
安眠药没有起作用。他已经吃了四粒,远超安全剂量,但大脑依然清醒得像一台刚刚上油的机器。
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动了他额前的头发。
楼下是一条安静的巷弄,路灯昏黄,偶尔有一只野猫蹿过。对面公寓的某扇窗户里还亮着灯——一个女人正在给孩子喂奶,她的剪影像一幅古老的版画。
魏正宏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她住在台南的娘家,他们已经分居三年了。不是因为吵架,而是因为他的工作——一个军情局的处长,随时可能被人报复,他不想连累家人。
他摸了摸枕头下的手枪,冰冷的金属触感让他稍微安心了一些。
然后他回到床上,闭上眼睛。
这一次,他梦见了哥哥。
哥哥死在1948年的淮海战场上,尸体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魏正宏赶到的时候,只认出了哥哥脚上穿的那双布鞋——那是母亲亲手做的,鞋底纳着"平安"两个字。
梦里,哥哥站在花莲港的码头上,浑身湿透,朝他挥手。
"正宏,"哥哥说,"水太深了,别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