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的空气又湿又沉，像一块浸了水的棉被压在胸口上。苏曼卿划亮火柴，豆大的火苗在黑暗中颤了一下，然后稳住了。她把火柴插进墙缝里，又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截蜡烛头点上。烛光比火柴亮不了多少，但够用了——够她看清林默涵蹲在发报机前佝偻的背影，够她看清墙角那堆空罐头盒和半箱压缩饼干，也够她看清自己手上那道被枪柄压出来的红印还没消。
头顶传来皮鞋踩过木地板的声音。特务进了咖啡馆。苏曼卿吹灭蜡烛，地下室重新陷入黑暗。她摸到发报机旁边的位置坐下，背靠着冰凉的墙，手按在勃朗宁的枪柄上。黑暗中她听见头顶的脚步声走走停停——有人在翻柜台上的账单，有人在踢墙角堆着的咖啡豆麻袋，有人拉开了后厨的推拉门，手电筒的光柱从门缝里漏下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惨白的细线。那道光照在江一苇留下的血迹上。血已经干了，但颜色还在，黑红色的一滩，在灰扑扑的木地板上格外刺眼。
苏曼卿屏住呼吸。脚步声在血迹旁边停了下来。
“处长，这里有血。”一个特务的声音。
沉默。然后一个更沉更慢的脚步声走过来。那是魏正宏的脚步声——苏曼卿听过这个脚步声，三年前在高雄那场酒会上，魏正宏就是用这种不快不慢的步子穿过人群，走到林默涵面前，笑着说了句“沈老板，久仰”。那个笑容她记到现在，不是因为恐怖，是因为那张脸上什么内容都没有。连笑容本身都像是借来的。
“人刚走，血还没干透。搜。地窖、暗格、地下室，一个角落都不准放过。”魏正宏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隔着一层木地板，变成了一种嗡嗡的、不太真切的闷响，像是在水里听岸上的人说话。
苏曼卿在黑暗中无声地拔出了枪。林默涵的手在同一时间按住了她的手腕，力道不重，但很稳。他的手指在她腕上轻轻敲了三下——不是摩斯码，是“等一下”。她不知道他等什么，但还是把枪口压低了半寸。
头顶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特务们在撬地板，一块一块地撬，撬杠插进木板的缝隙里用力一压，木板就发出刺耳的断裂声。从声音判断他们已经撬开了吧台下面那三块活动地板——那里是苏曼卿平时藏私房钱的地方，里面只有一叠旧法币和两封周明轩留下的信，没有别的。但他们不会只搜那一处。她在脑子里数着，从门口到地下室入口，特务们撬过的地板有十一块。再撬两块，就能发现地下室的门。
然后钟声响了。
不是咖啡馆里的钟。是巷口那间天主教堂的钟，每天中午十二点和午夜十二点各敲一次，已经敲了二十年。台北的冬天雨多，钟声被雨幕裹着，传不远，但这一次钟声格外清晰，一下接一下，不急不缓，在湿漉漉的夜色里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
撬地板的声音停了。
“魏处长，有人在教堂里。”一个特务的声音。
“去看看。”魏正宏的脚步声朝门口移动，走到一半又停住了，像是想起了什么，沉默了几秒。苏曼卿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肋骨后面一下一下地擂，擂得太响了，她甚至担心楼上的人能听见。然后魏正宏的声音再次响起，低沉而平静，语气不像在下命令，倒像是在复述一桩已经发生了的事实：“把后门堵死，留三个人守着。其他人跟我来。”
脚步声朝咖啡馆门口涌去。门开了，风铃被撞得叮当乱响，然后门又关上，咖啡馆重新陷入一片死寂。
苏曼卿等了很久。久到她数完自己的心跳从一百二十慢慢降回到了八十，久到头顶再也没有传来任何脚步声，久到确认那三个人守在门口的特务没有进来翻东西。然后她划亮火柴重新点亮蜡烛，烛光重新照亮地下室，也照亮了林默涵的脸。他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眉头微蹙，目光沉静，发报机已经被他拆成零件装进了手提箱里。但她发现他放在膝盖上的那只手微微蜷着，食指和拇指无意识地来回搓动——那是他在最危险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习惯动作，三年前高雄码头被捕时，他靠在牢房墙上也是这个手势。她重新划亮火柴点亮蜡烛，烛光照亮了他的侧脸，也照亮了他额角一道新添的细小伤口，大概是刚才摸黑收器材时被墙上的钉子划的。
“教堂那边是谁？”她问。
“没有人。”林默涵合上手提箱的搭扣，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响，在狭小的地下室里格外刺耳，“钟是我设的定时装置。一根绳子，一截燃着的蜡烛。蜡烛烧到一定长度烧断绳子，绳子一断，钟锤就落下。老赵教我的——他以前在上海用过这招。”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复述一份跟己无关的技术手册。但苏曼卿知道他不是。老赵不在了，老赵教的东西还在，每用一次，就是把已经结了痂的伤口重新揭开一次。她坐在黑暗里，沉默了一会儿。头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教堂那边特务们的喊叫声和砸门声，夹杂在雨声里，断断续续，像一出失了声的皮影戏。
“一苇的事，你不问我？”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