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高雄还在雨里泡着。路灯把柏油路照得发亮，像一条湿透的绸带。林默涵把那辆老旧的福特轿车停在墨海贸易行后巷的阴影里，引擎盖还冒着余热。他没熄火，双手搭在方向盘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副驾驶座上，放着那个装着微缩胶卷的铁皮盒，盒盖上凝了一层细密的水珠。
陈明月撑着伞站在车边，旗袍下摆已经被雨水打湿，贴在小腿上。她没说话，只是把一件深灰色的风衣递给他，领口还带着樟脑丸的味道——那是他刚潜伏来台湾时穿过的，后来嫌太显眼，就收进了箱子最底层。
“路上别停，”她声音很轻，几乎被雨声盖过，“过了台南，往北走省道，检查哨会少一些。”
林默涵接过风衣，触手冰凉。他抬头看了眼二楼阁楼的窗户，窗帘缝隙里透出一点昏黄的光。那是他们约定的信号：灯亮着，就说明暂时安全。可这安全能持续多久？魏正宏已经回来了，张启明在翻旧档案，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可能变成最后通牒。
“你进去吧。”他发动了车子，引擎发出沉闷的轰鸣。
陈明月没动，隔着车窗看他。雨丝飘进来，落在她的睫毛上，像细小的泪珠。她忽然伸手，指尖在玻璃上轻轻敲了三下——那是摩斯码的“平安”。
林默涵踩下油门，车子猛地窜了出去。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模糊的蓝点，融进了漫天雨幕里。
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划出规律的弧线，左右，左右，像某种无声的倒计时。林默涵开得很稳，车速保持在四十迈，既不惹眼，也不会太慢。天还没亮，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有几辆运货的卡车呼啸而过，溅起的水花打得他的车窗啪啪作响。
他脑子里过着的，是昨晚茶会上的每一个细节。周孝先提到“勘察”，李维祺抱怨“潮汐表”，郑怀仁说的“四米潮高”——这些信息拼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台风计划”航线图。但他还缺一样东西：舰队的通信频率。江一苇之前传出来的那份，和茶会上听到的对不上，差了整整一个频段。这就像有了地图却没有密码本，前线部队还是没法准确截获敌人的信号。
所以必须去台北。必须见到“影子”本人。
车过冈山，雨势小了些。天边泛起一点鱼肚白，路边的稻田里，早起的农人已经开始弯腰插秧。林默涵在一个岔路口停了下来，犹豫了片刻。左边是省道，路况好，但检查哨多；右边是山路，绕远，但隐蔽。他摸了摸怀里的香囊，海燕的轮廓硌着他的掌心。
他打了把方向盘，拐向右边的山路。
山路窄，坑洼多，车轮碾过积水，溅起一片泥点。两边的相思树被雨水洗得发亮，枝叶交错，在头顶织成一道绿色的穹顶。林默涵摇下车窗，潮湿的草木气息涌进来，冲淡了车厢里的烟草味。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福建老家，也是这样下雨的山路，父亲牵着他的手去镇上赶集，路边开着一簇簇野杜鹃，红得像火。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那年他八岁，日军的飞机炸毁了村庄，父亲把他推进地窖，自己转身去救邻居家的孩子，再也没回来。后来他参加革命，潜伏，一次次在生死边缘行走，父亲的脸已经有些模糊了，但那种泥土和烟火混合的气味，却始终记得。
中午时分，他到了嘉义。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阳光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晃得人眼花。他在一家小吃店门口停下，要了一碗阳春面，没敢久留，付了钱就继续上路。越往北，检查哨越多。每个哨卡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挨辆车检查身份证，后备箱，甚至座椅底下。林默涵的证件是“沈墨”，侨商身份，加上几包好烟，每次都能顺利过关。但他知道，这只是表象。魏正宏既然已经开始调查，就一定在各个要道布下了暗桩。
下午三点，他到了台中。这里离台北还有一半路程，但气氛明显紧张了。街上到处是军车和宪兵，商店门口贴着“肃清匪谍”的标语，红得刺眼。林默涵把车停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巷口，换了身衣服——把西装换成了普通的蓝色工装，眼镜也从金丝边换成了黑框的。他又从铁皮盒里拿出一叠文件，都是“墨海贸易行”的货单和税票，摊在副驾驶座上，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跑业务的商人。
重新上路时，他绕开了主干道，专挑小路走。天色渐渐暗下来，山区的雾气漫了上来，裹着车子，像一层湿冷的纱。他打开了车灯，两道的光柱切开浓雾，照亮了路边斑驳的里程碑。公里数在一点点减少，台北越来越近，危险也越来越近。
晚上七点，他到了桃园。再往前，就是台北的外围防线。他在路边的一个加油站停下来加油，顺便问了问路。加油的小工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脸倦容，手上全是油污。
“先生去台北啊？”小工一边加油，一边搭话，“这两天查得严，说是要抓什么大匪谍。我表哥在宪兵队，说今晚全市要大搜查，没有‘良民证’的，一律扣下。”
林默涵心里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哦？有这么严重？”
“可不是嘛！”小工压低声音，“听说那个匪谍代号叫什么……‘海燕’，神通广大得很，连军情局里都有他的人。”他说着，凑近了些，“先生你小心点，别夜里开车，容易出事。”
林默涵笑了笑，递给他一根烟：“谢谢兄弟提醒。我这是赶着回去给老娘祝寿，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