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雨下了整整一周，仿佛要把这座城市从地图上抹去。
林默涵蜷缩在违建铁皮屋的角落，听着雨水敲打锈铁桶发出的空洞回响。
他忽然想起陈明月常说的一句话：“天塌下来，总有块瓦片接着。”
现在他才知道，那块瓦片，有时候是别人的苦难，有时候，是自己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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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盆地像个倒扣的锅，把雨和热气都焖在里面。林默涵落脚的地方，在城西铁路沿线的一片棚户区，当地人叫它“吊脚楼”——其实是用废铁皮、竹篾和沥青纸胡乱搭起来的棚子，一半架在岸上，一半悬在臭水沟上。
他躺在一张用门板搭的床上，身下垫着几层旧报纸。屋顶有好几个漏洞，雨水漏下来，在屋里摆了一排锈铁桶接水。叮，咚，嗒……每一声都敲在他心上。
三天前，他用最后一点钱从一个逃兵役的年轻人手里，租下了这个角落。没有名字，没有契约，甚至没有一句多余的交谈。在这里，人人都是过客，也都是囚徒。
他现在的名字叫“老林”，一个从高雄来台北找活计的落魄账房，证件在半路被偷了。这个故事他练了几十遍，直到说出口时，连自己都快要信了。
隔壁住着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白天去纱厂做工，晚上回来就着煤油灯补衣服。对面是个断了腿的老兵，靠给人修鞋过活。再远一点，有个卖槟榔的姑娘，总在深夜才回来，高跟鞋踩在木板路上的声音，又急又脆，像催命。
没人问他是谁，从哪里来。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麻烦，别人的故事，只是多余的负担。
天刚擦黑，雨小了些。林默涵从床底下摸出那个用破布包着的铁盒。打开，里面是他仅剩的“家当”：半瓶阿司匹林，一小包盐，那支铜簪，还有那本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唐诗三百首》。
他小心地翻开书页，女儿的照片还在，但颜色褪得更厉害了。他用指尖轻轻描摹那张笑脸，然后合上书，塞进怀里最贴近心脏的地方。
他必须出去。坐吃山空不是办法，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消息，需要听到外面的风声。
他换上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褂子，戴上那副从“账房先生”那儿得来的金丝眼镜。镜腿有点松，他早已习惯时不时往上推一推。
棚户区外面就是大路，路灯坏了几盏，忽明忽暗。他沿着铁路走，不多远就是一个热闹的夜市。油烟味、汗臭味、油炸食物的香气混在一起，呛得人喉咙发痒。
他在一家卖卤味的摊子前停下，要了一碗猪血汤，慢慢喝着。耳朵却竖起来，听着邻桌几个三轮车伕聊天。
“……听说没？宪兵队又在抓人了，就因为一张地图画错了！”
“唉，这年头，话都不能乱说。我昨天拉了个客人，在车上随口抱怨了句米价贵，今天就被请去喝茶了。”
“还是有钱好啊。听说那个沈墨，啧啧，墨海贸易行的老板，家财万贯，居然也是共谍！你说这世道……”
林默涵握着汤匙的手微微一顿，汤洒了一滴在手上，烫得他一哆嗦。
“沈墨？”他故作好奇地插了一句，“就是报纸上登的那个？”
“可不是嘛！”拉三轮的大爷凑过来，压低声音，“听内部人说，这案子可大了，牵扯到海军的‘台风计划’。魏处长亲自抓的，据说那沈墨骨头硬得很，到现在都没招……”
旁边另一个年轻点的车伕嗤笑一声：“没招？我看是没机会招了吧。我有个老乡在军情局打杂，说沈墨那个相好的，姓陈的女的，早就咬舌自尽了。姓沈的估计也撑不了几天。”
林默涵的汤碗在手里晃了一下，汤汁溅到手背上。他慢慢放下碗，从怀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数了数，放在摊上。
“饱了，谢了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