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15日，上午九点。
台北，大稻埕。细雨如织，将这座刚刚从台风“海棠”肆虐中苏醒的城市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薄纱之中。街道两旁的榕树垂下气根，在风中瑟瑟发抖，偶尔有几辆吉普车疾驰而过，溅起浑浊的泥水。
陈明月拄着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走在迪化街上。她的左腿膝盖以下缠着厚厚的绷带，那是昨夜林默涵用衬衫下摆为她包扎的，此刻已经被雨水浸透，隐隐散发出一股血腥与草药混合的古怪气味。
她现在的身份是“林陈氏”，一个从台南来台北探亲的乡下妇人，丈夫在铁路局工作。这是组织提供的备用身份，虽然粗糙，但在眼下这种全城戒严、特务横行的时刻，却是最安全的伪装。
昨晚与林默涵分手后，她沿着溪流向北跋涉了整整一夜，直到天蒙蒙亮时才搭上一辆运煤的卡车，颠簸着来到了台北。
“阿婆，要买点什么吗？上好的蓬莱米哦！”
路边米店的老板娘热情地招呼着，眼神却在陈明月那条受伤的腿上停留了一瞬。
陈明月摇了摇头，压低斗笠，加快了脚步。她能感觉到，自从进入大稻埕的地界，那种被人窥视的感觉就如影随形。这不仅仅是受伤带来的虚弱，更是一种长期潜伏者的本能直觉。
魏正宏的网，已经撒开了。
昨夜在山洞里，林默涵判断魏正宏在台北有内线，这一点陈明月深以为然。从火车站到迪化街，短短几公里的路程，她已经看到了三拨巡逻的警察，还有两辆挂着军用牌照的吉普车在不远处徘徊。
更要命的是，街角的电线杆上，已经贴出了新的通缉令。
陈明月装作系鞋带，蹲下身子，借着积水的倒影瞥了一眼。
通缉令上的照片虽然模糊，但那副金丝眼镜和清瘦的面容，分明就是林默涵——或者说，沈墨。
“悬赏五万银元，捉拿匪谍沈墨……”旁边一个卖烟的小贩正唾沫横飞地跟人八卦，“听说这个人可是个狠角色，在高雄杀了三个特务才逃出来的！”
“五万银元？我的天，那都能买一栋楼房了！”
“可不是嘛！不过这年头，钱是烫手的。谁敢藏他，那就是满门抄斩的罪名。”
陈明月站起身，心脏狂跳。五万银元，这在1953年的台湾，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这笔赏金足以让任何一个普通家庭铤而走险。她必须尽快找到“青松”，否则别说完成任务，就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
“青松”是他们在台北的最高联络人，公开身份是大稻埕一家“永昌参茸行”的掌柜。接头暗号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回应是“明月何时照我还”。
但这套暗号是三个月前制定的，按照林默涵的谨慎性格，在遭遇如此重大的变故后，很可能会启用紧急预案。
果然，当陈明月来到迪化街一段127号时，发现“永昌参茸行”的大门紧闭，门上挂着一把大锁，旁边的砖墙上用粉笔写着“歇业迁址”四个大字。
人去楼空。
陈明月的心沉了下去。是“青松”被捕了？还是他预感到危险，主动撤离了？
如果是前者，那么意味着台北的地下网络可能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如果是后者，那林默涵的计划就会落空。没有电台，没有新的落脚点，他们就像是被抛入大海的两叶扁舟，随时可能倾覆。
她不敢久留，转身走进旁边的一条巷弄。这条巷子叫“民生西巷”，狭窄而幽深，两侧是连排的日式木造房舍，住的多是些底层劳工和小商贩。
按照原计划，如果“永昌参茸行”无法接头，就去巷子深处的“王记理发店”，找一位姓王的师傅，用“刮胡子”作为二次接头的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