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高雄的雨季来得比往年更早。
林默涵站在“墨海贸易行”二楼办公室的窗前，看着雨水在玻璃上划出道道水痕。街道对面，那辆黑色的福特轿车已经在雨中停了整整两个小时——这是军情局特务换的第三辆车，但坐在副驾驶座的那个戴礼帽的男人，林默涵已经认得他的侧脸轮廓。
“沈先生，左营那边的货柜出问题了。”
陈明月端着茶杯走进来，声音压得很低。她已经换下家常的旗袍，穿着深蓝色的工装裤，头发在脑后紧紧盘成一个发髻，那根铜簪在灯光下泛着暗沉的光泽。
林默涵没有转身，只是抬起右手，在玻璃窗上轻轻敲了三下。这是“有人监听”的暗号。
“什么问题？”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稳，转身接过茶杯时，食指在杯壁上点了两下——这是“按计划进行”的意思。
“三号仓库的蔗糖受潮，港务处说要开箱检验。”陈明月的声音提高了些，语气里恰到好处地流露出商人的焦躁，“这批货明天就要装船去香港，现在开箱，耽误了船期谁来负责？”
“港务处哪位长官说的？”
“姓王的副处长，说是接到了上面的指令。”
林默涵端起茶杯，用杯盖轻轻刮着杯沿。蔗糖受潮是事实——那是他故意让人在夜里打开仓库天窗的结果。真正的目的是，在三号仓库最里面的货箱夹层里，藏着三卷微型胶卷，记录着左营海军基地上个月的舰艇维修记录。
“备车，我去港务处走一趟。”他放下茶杯，拿起挂在衣帽架上的西装外套。
陈明月点点头，转身下楼时，左手在门框上停留了一瞬——她的无名指轻轻敲击着木框，那是摩斯密码的“小心，有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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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越下越大。
林默涵的黑色轿车驶出贸易行后院时，那辆福特车果然跟了上来。开车的阿坤是组织安排的老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一眼，低声说：“沈先生，后面的狗跟得很紧。”
“正常速度开，不用甩掉他们。”林默涵靠在椅背上，从怀里掏出那本《唐诗三百首》。
书页已经翻得很旧了，在《春望》那一页，夹着一张小小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约莫两岁，扎着两个羊角辫，对着镜头笑得眼睛弯成月牙。那是林晓棠周岁时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背面是妻子清秀的字迹：“棠棠会叫爸爸了，等你回来教她背诗。”
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林默涵闭上眼，在心里默数了十个数。这是他的习惯——每次执行危险任务前，他都会用十秒钟来想念女儿。十秒之后，他就是“沈墨”，是高雄港最精明的侨商，是左营海军基地某些军官的“好朋友”，是军情局档案里“需要继续观察但暂无实据”的嫌疑人。
绝不是林默涵。
绝不是那个在1947年的南京雨夜里，眼睁睁看着同志被押上囚车，自己却因“证据不足”被释放的中共地下党员。
绝不是那个在1952年秋天登上“中兴轮”时，对送行的上级说“此去台湾，不成功便成仁”的情报员。
十秒结束，他睁开眼睛，照片已经收进内袋，贴在胸口的位置。
“阿坤，收音机打开，调到那个唱戏的频道。”
“是，沈先生。”
咿咿呀呀的闽南语歌仔戏在车厢里响起，这是给监听者听的背景音。而在戏曲声的掩护下，林默涵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他在心里复盘整个计划。
左营海军基地的文书张启明，三个月前被发展为情报员。这个人贪财，但更贪生怕死。林默涵看中的是他能接触到舰艇维修记录的位置，但也一直警惕着他性格中的不稳定因素。三天前，张启明托人传话，说母亲在台南病重，急需一笔钱动手术。
“他要多少？”那天晚上，林默涵在阁楼里问陈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