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开了。开门的老人大约六十岁，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示意林默涵进来，迅速关上门，插上门栓。
屋里很暗，只有一盏煤油灯。老人举灯照了照林默涵的脸，又看了看他流血的手。
“伤得重吗？”
“皮肉伤。”林默涵在椅子上坐下，喘着气，“老高呢？”
“死了。”老人平静地说，递过来一杯水，“三天前，在码头被抓。特务来搜过，我提前把东西都转移了。”
林默涵接过水杯的手顿了一下。老高是这家当铺真正的老板，也是高雄地下党的老交通员。上次见面时，他还笑着说等解放了要回福建老家盖房子。
“怎么死的？”
“没扛住刑。”老人点起一根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像一尊石雕，“咬断舌头，没供出任何人。尸体现在还在军情局门口挂着，说是‘以儆效尤’。”
林默涵闭上眼睛。又是这样，又一个同志。算上老赵，这是这个月牺牲的第六个人。每一个名字，每一张脸，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记忆里。
“你需要什么？”老人问。
“干净的衣服，一些止血药，还有……”林默涵睁开眼，“能搞到去台北的车票吗？”
老人想了想：“明天早上六点，有趟运甘蔗的货车，司机是我侄子。你藏在甘蔗堆里，能混出高雄。到台南后，有办法转车去台北。”
“可靠吗？”
“我亲侄子。”老人顿了顿，“他爹，也就是我大哥，四七年二二八的时候被国民党的乱枪打死了。你说可靠不可靠？”
林默涵点点头。他喝完水，老人拿来药箱，给他重新包扎手掌。酒精浇在伤口上，刺痛让林默涵额头上渗出冷汗，但他一声不吭。
“你这伤，得缝针。”老人说。
“没时间了。”
“至少得上点药，否则会感染。”
老人翻出一个小瓷瓶，倒出些黄色粉末撒在伤口上。药粉接触伤口的瞬间，林默涵咬紧了牙关。
“这是什么？”
“祖传的金疮药，我爷爷那辈传下来的。”老人手法熟练地包扎，“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游击队受伤了都来我爷爷这儿拿药。可惜啊，日本人打跑了，又来了一群……”
他没说下去，但林默涵明白。
包扎完毕，老人拿出一套粗布衣服：“换上吧，你这身西装太扎眼。”
林默涵换衣服时，老人就坐在煤油灯旁，慢条斯理地卷烟。昏黄的灯光将他佝偻的身影投在墙上，显得格外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