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时针转动。发条开始收紧，金属摩擦发出细弱的**。转了七圈——这是今天的日期数，如果“影子”在钟里做了标记，应该能在第七圈的位置发现异常。
果然，转到第六圈半时，钥匙卡了一下。极其轻微的阻力，如果不是刻意寻找，会以为是机械老化的正常现象。林默涵停住手，俯身凑近。在发条盒的侧面，有一道新的划痕，很浅，像是维修时不小心留下的。但划痕的角度——他眯起眼——正好指向钟盘上的数字“3”。
三点钟方向。或者，下午三点。
他继续上完弦，合上钟门。钟摆重新摆动起来，咔，嗒，咔，嗒，时间恢复了它的秩序。而在这个秩序之下，另一个更隐秘的秩序刚刚完成交接：下午三点，在第三个黄包车夫的位置，有东西等着他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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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贸易行照常营业。伙计阿忠在柜台后打算盘，珠子碰撞的声音清脆密集。两个客人来谈糖价，林默涵用闽南语和他们讨价还价，最后以每担高出市价五分钱的价格成交——对方是台南的糖果厂老板，这个溢价合情合理。签合同时，钢笔的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留下稍重的墨点。老板没注意，林默涵却知道那是他下意识的停顿：他想起了女儿晓棠。
晓棠爱吃糖。这是他从妻子最后一封信里得知的。信上说，女儿六岁生日那天，用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块“大白兔”奶糖，舍不得一次吃完，每天舔一小口，糖纸都舍不得扔。妻子在信末写：“她总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说等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爸爸就回来了。”
桃花在南方开得早，谢得也快。今年厦门的桃花，应该已经开过两季了吧。
“沈老板？沈老板？”
糖果厂老板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林默涵歉然一笑：“不好意思，想起小女也嗜甜。”
“沈老板有女儿？多大了？”
“六岁。”他说出这个数字时，喉咙发紧。“在大陆，跟她祖母住。”
“哎呀，那真是...不容易。”老板露出理解的表情。在1954年的台湾，有多少人把亲人留在了海峡对岸，这是个谁都不会说破的共识。空气沉默了几秒，算盘珠子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
送走客人，林默涵回到二楼。雨还在下，只是变小了，成了牛毛般的雨丝。斜对街的黄包车夫只剩两个，第三个不见了。这正常——雨天生意少，车夫轮班是常事。但林默涵注意到，那个位置的地面上，有一小片颜色较深的痕迹，像是水渍，但形状过于规整，接近圆形。
是草帽留下的印子。车夫离开时，草帽在地上按了一下。
下午两点五十分，林默涵穿上灰色哔叽长衫，拿起黑伞。“我去邮局。”他对楼下的阿忠说。
“要叫车吗，老板？”
“不用，走走。”
伞撑开时，发出“嘭”的一声闷响。雨水顺着伞骨流下，在脚边形成一圈水帘。他走得很从容，先往反方向的杂货铺买了包香烟——老刀牌，魏正宏抽的那个牌子，这是为了万一被盘问时有说辞：听说魏处长抽这个，买来尝尝。
然后他拐进一条窄巷。巷子两边是日据时期留下的木造房子，屋檐低矮，几乎要碰到伞沿。雨水从瓦片上淌下来，在青石板上冲出浅浅的沟壑。走到巷子中段，他停下，假装鞋带松了——虽然穿的是皮鞋，没有鞋带。蹲下身时，伞面倾斜，遮住了上半身。
手指在墙根摸索。青苔湿滑，砖缝里有蜗牛缓缓爬过。在离地面三块砖的位置，一块砖是松动的。他轻轻一抠，砖被取出来。墙洞里有个铁皮盒子，锈迹斑斑，是常见的饼干盒。
打开。盒子里没有情报，只有半盒土，和一颗玻璃弹珠。弹珠是孩子玩的那种，里面嵌着彩色螺旋纹路，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然鲜艳。
林默涵拿起弹珠，对着巷口透进的微光转动。在某个角度，他看见弹珠内部的螺旋纹路上，有极细的刻痕。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但他不需要——这种弹珠的编码方式是他和“影子”约定的：螺旋的圈数代表日期，颜色的顺序对应密码本的页数，而弹珠本身的重量——他掂了掂——比普通弹珠稍重，里面应该是空心的。
他把弹珠放进长衫内侧口袋，那里有个暗袋，是陈明月亲手缝的。然后重新塞好砖块，起身，继续往巷子另一头走。整个动作不超过二十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