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从基隆港海面漫上来时，军情局第三处的审讯室已经亮了四个小时灯。
魏正宏坐在红木办公桌后，指尖在《孙子兵法》竹简复印件上轻轻敲击。桌角那盏绿色玻璃罩台灯散着昏黄的光，把他的影子投在背后“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条幅上。条幅是蒋中正亲笔，每个字都透着肃杀。
门外响起叩门声，三轻一重。
“进来。”
机要秘书江一苇端着托盘推门而入，白瓷碗里是冒着热气的冰糖燕窝。他脚步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但托盘边缘与桌角碰撞时，还是发出了轻微脆响。
“处座，您又是一夜没睡。”江一苇将燕窝放在桌上，目光扫过烟灰缸里堆成小山的烟头，“医生上周才嘱咐过，失眠症要配合调理——”
“一苇。”魏正宏打断他，声音里带着彻夜未眠的沙哑，“你说，一个人要怎样才能做到毫无破绽？”
江一苇整理文件的手顿了顿：“处座的意思是？”
“高雄那个沈墨。”魏正宏推开竹简，从抽屉里取出一叠档案，“档案干净得像刚印刷的。福建晋江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赴日留学，早稻田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去年十月来台，三个月内就在高雄港站稳脚跟，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档案是警务处核查过的。”江一苇递上糖罐，“处座觉得有问题？”
“问题就在于太干净。”魏正宏用银勺搅动燕窝，燕窝在瓷碗里打着旋，“你看这条：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从厦门乘‘海鸥号’赴日。我让东京站的人查了，‘海鸥号’那年九月就停航了，最后一班是九月二十八日。”
江一苇眼神微动，但很快恢复平静：“会不会是记录有误？战后档案混乱，这种事常有。”
“一次是混乱，两次是巧合，三次呢？”魏正宏翻开第二页，“他在日本的住址，东京都丰岛区池袋三丁目十七番地。东京站的人去查过，那里是片空地，民国三十七年美军轰炸留下的废墟，至今没重建。”
审讯室陷入短暂的寂静。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像某种倒计时。
“还有这个。”魏正宏又从档案袋抽出一张照片，是张合影，沈墨站在一群商人中间，笑容温文，“这张照片是去年十二月高雄商会的年终酒会。你看他端酒杯的手势。”
江一苇凑近细看。照片上，沈墨左手托杯底，右手三指轻握杯身，无名指与小指微微翘起。
“有什么特别？”
“这是标准的茶道持杯手势。”魏正宏放下银勺，眼神锐利起来，“一个在日本学经济的商人，不该有这种茶道师傅的手势。除非他在日本学的根本不止经济学。”
江一苇沉默片刻：“处座打算怎么办？”
“打草惊蛇。”魏正宏合上档案，“你亲自去趟高雄，以稽查走私为名，查他的贸易行。动静要大，人要多，但什么都不要动，看看他的反应。”
“是。”
“还有，”魏正宏叫住走到门口的江一苇，“让高雄站的人盯紧他太太陈明月。女人通常比男人容易露出马脚。”
门关上后，魏正宏从保险柜取出另一份档案。封面上写着“李涛（化名）·民国三十六年南京特别刑事案”。翻开内页，一张泛黄的青年照片出现在眼前——眉目清秀，眼神里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静。
那是1947年的南京。魏正宏还是保密局情报科副科长，在中山码头抓捕了一名涉嫌传递军事情报的中共地下党员。那个年轻人自称李涛，是金陵大学学生。连续审讯七天七夜，用尽所有手段，就是撬不开他的嘴。最后因为证据不足，不得不释放。
魏正宏至今记得那年轻人离开看守所时的眼神——没有愤怒，没有怨恨，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平静。那个眼神折磨了他七年。
“会是你吗？”魏正宏的手指抚过照片，低声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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