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车上，林默涵打开锡纸包，里面是一张纸条，只有一行小字：“启明被捕，已叛。断线，静默。”
字迹是老渔夫的，用的是特殊药水书写，见光三分钟就会褪色。林默涵看完，将纸条揉成团，从车窗扔进河里。纸团在水面漂了几秒，沉了下去。
“阿成，去码头仓库，看看那批要出口的货。”
“是，老板。”
车调头往港区开。林默涵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张启明的脸在脑海里浮现——那个瘦小、胆怯的文书，第一次在“明星咖啡馆”接头时，手抖得咖啡洒了半杯。他说他父亲是山东人，四九年跟着部队来台湾，母亲是台南本地人，一家人挤在左营眷村的木板房里。
“我不想打内战。”张启明当时这么说，眼圈发红，“我爹是让地下党给打死的，可我娘说，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自己人打自己人？”
林默涵给了他钱，很多钱，足够他母亲治病，足够他在眷村开个小杂货铺。张启明提供的情报从一开始的士兵名册，到后来的军饷发放表，再到最近的舰队补给清单——每一步，都是林默涵精心计算过的试探。
可他漏算了一点：人性在绝境下的选择，不是靠钱能完全掌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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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仓库里堆满了麻袋，蔗糖的甜腻气味混着海水的咸腥，在昏暗的光线里发酵。林默涵让阿成在门口等着，自己拿着手电筒往里走。
仓库尽头，一个身影从阴影里走出来。
是陈明月。
她今天穿了件素色旗袍，外面罩着针织开衫，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看上去就像个普通的商人太太。可林默涵看到她左手提着的藤编手提箱——那是他们约定好的信号：有紧急情况，不能在公寓说，就来这个备用接头点。
“你怎么来了？”林默涵压低声音。
“家里来客人了。”陈明月说，声音平静，但林默涵听出那平静下的紧绷，“来了三个，说是查户口，在客厅坐了一个钟头，问东问西。”
“问了什么？”
“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的，在哪儿办的酒席，证婚人是谁。”陈明月把手提箱放在一个麻袋上，打开，里面是几件换洗衣物，最下面压着一把勃朗宁手枪，“我说我们在厦门结的婚，战乱时期，一切从简。他们又问厦门哪条街，哪家酒楼，证婚人姓什么。”
林默涵的心往下沉。这些问题，他和陈明月对过口供，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演练过。可再完美的谎言，也经不起刨根问底——因为他们确实没在厦门结过婚，所有的“记忆”都是背下来的剧本。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这么多年了，谁还记得清。”陈明月抬眼看他，眼睛里是林默涵熟悉的、那种外柔内刚的光，“我还说，我先生最疼我，从不要我操心这些事，家里的账本我都看不懂。”
这话说得妙——既解释了为什么记不清，又塑造了一个符合传统想象的、不问外事的妻子形象。
“他们信了？”
“暂时信了。”陈明月从手提箱夹层取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两粒白色药片，“这是老赵昨天送来的，说如果情况紧急，含在舌头下面，能撑十二个小时不露破绽。”
林默涵接过药片，闻了闻，是***类的东西，战时情报员用来提神抗审讯的。副作用很大，用完之后会虚脱好几天。
“还没到这一步。”他把药片收进怀表夹层。
“老赵说……”陈明月的声音忽然哽咽了一下，但很快又压住了，“老赵说，张启明把能说的都说了。他知道你的代号是‘海燕’，知道我们在高雄的住处，知道墨海贸易行是掩护。但他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阁楼的发报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