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深秋的台北，寒意比往年来得更早。
仁爱路三段的“明德印刷所”二楼，昏黄的灯泡在夜风中微微摇晃。林默涵——此时化名“陈文彬”——正借着灯光检查刚刚印好的《台湾糖业年鉴》。墨香混着纸张的潮气，在狭小的房间里弥漫。
“沈先生，这批书明天上午要送去台中。”说话的是印刷所老板阿坤，四十多岁，左脸颊有道陈年刀疤，此刻正用抹布擦拭手上的油墨。
林默涵没有立即回应。他戴着金丝眼镜，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外搭一件咖啡色开衫，完全是一副文化商人的模样。但那双眼睛却在镜片后快速扫过印刷所的每一个角落——窗户的插销是否牢固，通往天台的木梯有无移动痕迹，墙角堆放纸箱的位置是否与昨日相同。
“不急。”他翻开年鉴第87页，指尖在一串数字上停留片刻，“这里印错了，‘三百五十六’印成了‘三百六十五’。全部重印。”
阿坤脸色一变，凑近细看：“这……差得不多吧？”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林默涵声音温和，语气却不容置疑，“做学问讲究严谨，做生意更要认真。重印的费用，我来承担。”
这是他们约定的暗语。当说出“重印的费用我来承担”，意味着情报传递出现风险，需要立即启动应急程序。
阿坤眼神一凛，旋即恢复常态，苦笑道：“陈先生真是讲究人。那行，我让工人连夜赶工，您明早来取？”
“今晚我就在这儿等。”林默涵摘下眼镜，用绒布轻轻擦拭，“正好有几笔账要核对。阿坤兄自便，不必管我。”
“这怎么好意思……”
“去吧，记得锁好前后门。”林默涵已走到窗边的书桌前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账本和算盘，一副准备通宵工作的架势。
阿坤张了张嘴，最终只是点点头，下楼去了。木楼梯传来吱呀声，接着是后门落锁的响动，印刷所彻底安静下来。
林默涵没有动。他保持着看账的姿势，耳朵却捕捉着街上的每一点声音——卖面茶的小贩推车经过，车轮碾过石板路的辘辘声；远处传来警笛，由远及近又远去；隔壁人家收音机里播放着周璇的《夜上海》，歌声断断续续……
五分钟。十分钟。
确认没有异常，他才轻轻推开算盘，走到墙角那堆纸箱前。搬开第三个箱子，露出后面墙壁上的一块松动的砖。他将砖抽出，手伸进去摸索，指尖触到一个油纸包。
情报到了。
油纸包里是两张微缩胶卷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台风转向，风力八级，三日后登陆。”
林默涵瞳孔微缩。这是最高级别的警报——“台风”代表“台风计划”，“转向”意味着计划有重大调整，“风力八级”是危险程度，“三日后登陆”则是最后期限。
他迅速从内衣口袋取出一支特制钢笔，拧开笔帽，里面是微型放大镜。借着灯光查看胶卷，上面拍摄的是密密麻麻的军事文件。第一张是舰队编队表，第二张是……
窗外突然传来汽车急刹的声音。
林默涵瞬间将胶卷塞回油纸包，藏进鞋底夹层。几乎同时，他抓起桌上那叠印错的《糖业年鉴》书页，快步走到印刷机旁，将书页塞进进纸口，按下了启动按钮。
印刷机轰隆作响的瞬间，楼下传来猛烈的敲门声。
“开门！警察临检！”
林默涵深吸一口气，调整表情，做出被惊扰的不悦神态，朝楼下走去。楼梯走到一半，他听见后门也被撞开了。
“各位长官，这是做什么？”阿坤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惶恐。
“少废话！所有人到前厅集合！”
林默涵走下楼梯时，印刷所前厅已站着四名警察和两名便衣。便衣一高一矮，高的那个眼神锐利如鹰，正扫视着屋里的一切；矮的则慢悠悠踱步，手指在印刷机上轻轻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