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1929年6月20日。
热浪炙烤着灰黄色的土地，连橄榄树叶都蔫蔫地垂着。
勒鲁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滚烫的碎石路上。
他的工作服后背浸透了，勒鲁原本是本地机械加工厂一名经验丰富的铣工，技术在全厂数一数二，沉默寡言，唯一的爱好就是在周日修理自家那个总也修不好的小花园棚屋。
然而，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拿到全额工资了。
厂方总是用“客户拖欠”、“资金周转”、“下个月一起补”等借口搪塞。
勒鲁的积蓄早已见底，妻子玛丽咳嗽需要买药，小儿子学校的书本费拖欠着，房东上周已经下了最后通牒。
这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在过去几周里，第四次试图求见工厂经理，甚至想找据说在本地颇有势力的工厂主亨利·杜邦先生申诉，但每次都被秘书或工头冷冰冰地挡在门外。
杜邦先生？他很忙，永远不在厂里，或者去巴黎处理重要业务了。
今天上午，勒鲁操作机床时，因为营养不良和心神不宁，差点酿成事故。
工头当着所有人的面，用夹杂着俚语的脏话将他臭骂一顿，并威胁要扣掉他本就不指望能全发的“本月部分工资”。
绝望和一种被逼到墙角的愤怒灼烧着勒鲁。
中午下工的汽笛响过，工人们鱼贯而出，奔向食堂或阴凉处自带的简陋饭盒。
勒鲁没有动。他做了一个决定：旷工。他要去城里找那个在布告栏上贴过广告的律师问问，像他这种情况，到底有什么办法能要回自己的血汗钱。
也许律师费很贵，但他得试试，哪怕只是知道一条路。
勒鲁需要回家一趟，取走藏在破圣像后面铁罐里的最后一点应急钱。
勒鲁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工厂，穿过被烈日烤得发烫的街道，走向位于城市边缘工人聚居区的家。
推开自家那扇木门时，传入耳中的声音让勒鲁瞬间僵在原地——那是女人的啜泣与挣扎声，混杂着一个男人粗重而熟悉的、带着本地士绅口音的调笑声。
血，猛地冲上了头顶。
勒鲁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冲进卧室。眼前的情景几乎让他睚眦欲裂：
他的妻子玛丽，衣衫不整，头发散乱，脸上带着泪痕和惊恐，正被一个穿着考究亚麻西装、头发抹得油亮的男人压在简陋的床铺上。
那个男人，正是他求见多次不得的工厂主之子，亨利·杜邦。
“杜邦！”
勒鲁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
床上的两人惊跳起来。玛丽发出尖叫，慌忙拉拢衣服，脸上血色尽失。
亨利·杜邦先是一惊，随即脸上浮现出惯有的、居高临下的嫌恶和一丝被撞破好事的恼怒。
他松开玛丽，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西装袖子。
“勒鲁？你这时候回来干什么？” 杜邦的语气里没有丝毫愧疚，只有被打扰的不悦，“
滚出去，这里没你的事。你的工资问题，我会让工头……啊！”
他的话没能说完。勒鲁积压了数月的屈辱、贫困的煎熬、对家庭的愧疚、对不公的愤怒，在这一刻被眼前赤裸裸的背叛和践踏彻底点燃。
勒鲁猛扑上去，一拳砸在杜邦那张保养得宜的脸上。
“去你妈的！”
杜邦猝不及防，惨叫一声，鼻血长流。
他养尊处优，何曾经历过这等殴打，惊恐之下也激起了凶性，仗着年轻几岁，与勒鲁扭打在一起。
两人从床边滚到地上，撞翻了唯一的一把椅子，碰倒了搁着水壶和药瓶的小桌。
玛丽在一旁尖叫、哭喊，试图拉开他们，但无济于事。
扭打中，杜邦抓起了地上摔破的半截药瓶，锋利的玻璃茬口对准勒鲁。
勒鲁在生死关头爆发出更大的力气，死死攥住杜邦的手腕，两人僵持着，翻滚着。混乱中，只听得杜邦一声短促而怪异的闷哼，身体猛地一僵，随即软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