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总，你——”
“这份协议，是我昨天拟的。”苏砚说，“在你下载那个假方案之前。”
孙嘉怡的嘴微微张开，但没有发出声音。
“我一直在想，怎么留住你。”苏砚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你是公司里最懂产品的人，最懂用户的人，最懂怎么把一个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的人。你走了，我花多少钱都请不回来。”
她把手机收回来，看着屏幕上的协议。
“但我没想到，你会被人用三百万买走。”
这句话像一把刀，轻轻地、准确地，捅进了孙嘉怡最软的地方。
孙嘉怡趴在桌上，肩膀剧烈地颤抖。她哭出了声，不是那种压抑的、无声的哭，是那种完全崩溃的、不在乎任何人听到的哭。
苏砚坐在那里，没有动。她没有递纸巾，没有拍肩膀，没有说话。她只是坐在那里，等。
她知道，有些东西，哭出来比憋着好。
大约过了五分钟，孙嘉怡的哭声渐渐小了。她直起身来，用袖子擦了一把脸，眼睛肿得像两颗桃子。
“苏总，”她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那个方案，我没有传给任何人。”
苏砚看着她。
“我下载了，但没有传。我——我下不了手。”孙嘉怡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一台快要没电的收音机，“我把文件放在桌面上，看了半个小时，然后删了。那个加密数据包——不是从我这里发出去的。”
苏砚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你说什么？”
“数据包不是我发的。”孙嘉怡的目光变得认真起来，哭过之后的眼睛反而比之前更清澈了，“我下载了文件，但没有往外传。如果监控系统显示有数据包从我的设备发出去，那只有一种可能——”
“有人远程控制了你的设备。”苏砚接过话。
孙嘉怡点了点头。
苏砚闭上眼睛。
她想起陆时衍说的话：“赵鹤鸣知道方案是假的。他有内线，比我们想的更深。”
更深。
深到什么程度？深到不需要内鬼亲手操作，就能控制内鬼的设备？深到能在她自己的监控系统眼皮底下，把数据从她的公司里偷出去？
她睁开眼睛，看着孙嘉怡。
“嘉怡，”她说，“你说的那个人，给你三百万的那个人，是谁？”
孙嘉怡犹豫了一下。
“我不知道他的真名。他只用了一个代号联系我——叫‘渔夫’。”
渔夫。
苏砚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渔夫，钓鱼的人。赵鹤鸣是渔夫，还是渔夫是赵鹤鸣的人？或者——渔夫就是赵鹤鸣本人？
“他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今天上午。在我下载文件之前。他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鱼已经入网，收杆’。”
苏砚的手停住了。
鱼已经入网，收杆。
这句话的意思是——赵鹤鸣要的不是那个假方案。他要的是孙嘉怡下载假方案这个动作。他要的是一个“证据”——证明苏砚的公司内部有人在往外传东西的证据。这个证据可以用来干什么？可以用来反诉苏砚“恶意炒作”、可以用来在舆论上抹黑她、可以用来——
“嘉怡，”苏砚站起来，“你现在立刻回家。不要回工位，不要碰电脑，不要用手机联系任何人。把所有的电子设备留在公司，只带钥匙和身份证。”
“苏总？”
“赵鹤鸣不需要你传文件。他只需要你下载过那个文件。下载记录在你的电脑里，在你的账号里，在公司的服务器里。这些记录，足够证明你接触过那些机密的文件。至于文件有没有传出去——不重要。只要你有动机，他就能把‘内鬼’的帽子扣在你头上。”
孙嘉怡的脸色刷地白了。
“然后呢？”她问。
“然后他会联系媒体，说苏砚公司的核心员工出卖商业机密。舆论会炸，投资人会慌，客户会跑。我的公司——”
她没有说下去。
但她和孙嘉怡都明白那个词是什么。
崩盘。
二
孙嘉怡走后，苏砚一个人在会议室里坐了半个小时。
她拿出手机，想给陆时衍打电话，但手指停在拨号键上，没有按下去。
她想起陆时衍刚才在电话里问她：“你不心疼？”
她说心疼。
但她没有说完整。她心疼的不是孙嘉怡的背叛，是她自己——她花了四年时间培养一个人，信任一个人，把公司最核心的产品线交给她，最后发现，维系这段关系的不是忠诚，是三百万。
三百万。在她这个圈子里，三百万只是一顿饭钱。但对孙嘉怡来说，三百万是命。是她父亲的命，是她自己的命，是她母亲的晚年。
这不是背叛。这是穷人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