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轻声说：“后来呢？”
“后来他生病，走了。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时衍，当法官和当律师，位置不一样，但做人的道理一样。该守住的，一步都不能退。”
苏砚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忽然笑了。
“你知道你刚才那段话，像什么吗？”
“什么？”
“像你不会卖的那种成功学畅销书里的励志桥段。”她打开车门，迈下一只脚，回头看着他，“但是陆时衍，你的书店要是真开了，记得给我留个位置。”
“留位置干嘛？”
“帮你选书啊。你的品位太老了，全是些发黄的旧书，总得有人帮你进几本新的。”
她下了车，关上车门，头也不回地往写字楼里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逆着光，看不清表情，但声音清清楚楚。
“那个问题的答案——我是想说，如果早十年遇到你，我不会让我爸一个人扛。”
陆时衍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一下。
等他想回应的时候，苏砚已经走进旋转门了。玻璃门转了一圈，把她的影子搅碎了，又重新拼起来。拼起来之后，她已经进了电梯间，只留下一串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的脆响。
他一个人坐在车里，听着那串响声一点一点远去，最后被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吞得干干净净。
然后他发动了车。车开出地下车库的时候，阳光晃了一下他的眼睛。他下意识抬手挡了一下，发现自己的嘴角不知道什么时候翘了起来。
他想起苏砚的话——“你越心虚的时候越沉默。”她只说对了一半。他还有一个特点，她没发现：他遇到真正在意的事，反而会变得很安静，像一只衔着易碎品过河的猫。不是因为不想说，是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分量太重，他怕自己接不住。
开律所的人最知道承诺的重量。在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用证据来兑现。在法庭外说的，更不敢轻飘飘的。
所以他不说。但他会做。比如提前把靠枕放在副驾驶，比如在办公室冰箱里塞水果和酸奶，比如凌晨两点十七分，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对着手机打了删、删了打，最后只发出去那一句。
如果早十年遇到你，我可能不会当律师。
这话他只说了一半。另一半他没敢发。
不说不是因为不真。是因为太真了，真到他需要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看着她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清楚。
苏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助理小林正抱着文件在门口等她。小林跟了她四年，从创业初期就在。这姑娘什么都好，就是脸上的表情管理太差，每次有什么消息，开心也好紧张也好，全写在脸上。
现在她脸上的表情是——紧张。
“苏总，您可算回来了。”小林压低声音，一边跟着苏砚往办公室走一边汇报，“薛紫英今天一早来了，说要见您。我拦了，她就在会客室坐着，喝了三杯咖啡，吃了两份曲奇，中间去了两趟洗手间。她让我转告您——‘事情有变，面谈’。”
苏砚的脚步顿了一下。
薛紫英。这个女人，她只面对面见过一次。就在陆时衍拆穿薛紫英被导师胁迫的那天晚上。当时的薛紫英站在走廊尽头，脸上的妆哭花了，睫毛膏糊了半张脸，像一个被撕掉所有伪装的人偶。她把一个U盘塞到苏砚手里，说——“这是录音，导师和资本的交易录音。你拿着，别告诉他是我给的。”
苏砚问她为什么。
她说了一句苏砚到现在都没忘的话——“我欠他一个道歉。但道歉太轻了。所以我得还他一笔账。”
苏砚走进会客室的时候，薛紫英正站在落地窗前喝第四杯咖啡。她今天穿了一身很素净的灰色套装，头发挽起来，没有多余的首饰，耳垂上只有两颗很小的珍珠。跟苏砚第一次见她时那个满身大牌logo的样子判若两人。
“苏总。”薛紫英转过身，笑了一下。笑得很淡，像一杯凉掉的茶。
“薛小姐。”苏砚在她对面坐下，“你说‘事情有变’。”
“对。”薛紫英把咖啡杯搁下，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桌面，“这是我昨天拿到的。导师和境外资本的对赌协议副本。他的确在准备跑路，但不是逃——是‘跳’。”
苏砚打开信封，快速扫了几页。她的眉头越皱越紧。
“他要把律所的核心资产转移到境外？”
“准确地说，是把律所作为壳，注入境外资本，然后反过来收购你们公司被冻结的那部分股权。导师的计划是——用你的公司做跳板，洗白他在国内所有的不法所得。”薛紫英的声音很低，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得像刀痕，“一旦这个方案落地，他不仅不会坐牢，反而会在境外以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身份逍遥法外。”
苏砚放下文件，盯着薛紫英看了很久。
“薛小姐，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我帮的不是‘你们’。”薛紫英纠正她，“我帮的是我自己。”
苏砚没说话，等她继续说。
薛紫英端起咖啡，发现杯底已经空了，又放下。她的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动作很轻，像在摸一件易碎品。
“我跟陆时衍认识十二年。我们是大学同学，后来一起进律所，在一起待了三年，订过婚。”她说到这里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什么，“那时候觉得他太闷了。一天到晚就是案子案子案子，约会的时候也在看卷宗，吃饭的时候也在回邮件。他跟我说，紫英，等忙完这个案子我们就出去旅游。然后一个案子结束，又来一个。我说他不浪漫，他说认真就是最大的浪漫。”
她停了片刻。
“后来我烦了。恰好导师那边有个机会，可以单独负责一个大企业的法务。代价是——我得离开陆时衍，并且帮他盯住陆时衍的一举一动。”薛紫英的声音还是没有起伏，像在念一份与自己无关的判决书，“我做了。我以为那叫‘为自己的前途负责’。”
苏砚没有说话。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薛紫英看着她，眼睛是红的，但没有泪，“我后来跟着导师做了那么多大单子，赚了那么多钱，买了房子买了车，所有人都叫我薛律师。但我每次站在镜子前面，看到的都不是薛律师，是一个把自己卖了的人。卖了自己的良心，卖了对自己最好的人。”
她深吸一口气。
“我昨天在导师办公室偷这些文件的时候，手是抖的。不是因为怕被发现，是因为我终于发现——原来做一件对的事，比做一百件赚钱的事，都让人踏实。”
会客室里安静了很久。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一道的光条。有一道光正好落在牛皮纸信封上，信封上的红戳被照得很亮。
苏砚终于开口了。
“薛小姐，你知道你这些话，在法律上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薛紫英平静地说，“共犯供述。这些文件加上我的证词，足够让我自己也成为调查对象。”
“那你还来？”
“来了才算真的干净。”薛紫英站起来，理了理衣摆，动作很细致，像在做一场告别仪式，“苏总，帮我转告陆时衍一句话——薛紫英欠他的，这回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