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的眉心跳了一下。
“林建勋当天晚上就把她叫进办公室，”陆时衍说，“他问她：薛律师，你知道这个开发商一年给我们律所多少顾问费吗？”
“她说知道。”
“林建勋说：那你还这么做？”
“她说：林主任，您教过我，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的当事人是那个工人，不是开发商。”
陆时衍把苏打水搁回茶几。
冷凝的水珠在深色木质表面洇出一小圈湿痕。
“林建勋没有处分她。”他说。
“三年后，她成了他的合伙人。”
窗外的天光彻底沉下去了。
CBD的楼群次第亮起灯，一格一格，像无数正在被填满的证据箱。
“她是什么时候……”苏砚斟酌着措辞，“成为林建勋那边的人的？”
陆时衍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他说。
“我曾经以为是她拿到合伙人资格的第二天。也曾经以为是那个开发商的案子之后，林建勋用某种方式‘说服’了她。”
他顿了顿。
“今天我才知道。”
他转头看着苏砚。
“她从来不是林建勋的人。”
“她是林建勋的——证人。”
苏砚的手指停在苏打水罐的拉环上。
“证人？”
“林建勋用她七年，”陆时衍说，“不是因为她听话。是因为她手里有他无法销毁的东西。”
他顿了顿。
“她一直在收集证据。”
窗外CBD的灯火越来越密。
苏砚看着陆时衍。
他的侧脸被城市夜光切成两半——一半被窗外的霓虹染成淡蓝，一半沉在客厅未开灯的暗影里。
“那枚硬盘，”苏砚问，“是她留给你最后的证据？”
陆时衍没有回答。
他伸出手，从仪表台上把那枚硬盘取回来。
托在掌心。
标签上那串荧光数字在公寓暖黄的灯光下泛着安静的蓝。
20241109。
七年后的同一天。
他拨开硬盘侧面那枚被透明胶带缠绕了三圈的接口保护盖。
里面不是存储芯片。
是一张叠成极小方块的纸。
他把它取出来。
展开。
纸是普通的A4打印纸，边缘被美工刀裁切过，没有律所标识，没有私人水印，没有任何可以追溯来源的痕迹。
只有一行字。
用那支她惯用的、笔尖极细的黑色签字笔写的。
没有抬头。
没有落款。
没有日期。
“时衍：
监控录像我存了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