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的利益太广，水太深。”
“这是必然的。”
谢楠给他倒了杯茶，
“你动的是很多人的奶酪。数字领域，是未来财富和权力的聚集地，谁不想掌握主导权？
江家在那边的势力虽然受挫，但他们在资本和某些学术界的影响依然存在，恐怕也不会乐见你顺利推进。”
他顿了顿，低声道：
“家里会全力支持你，但有些层面，家里也需要平衡。
最终能否推动，关键还在于你的方案能否在更高层面形成共识，证明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孟寻点了点头。
他明白，自己必须更加谨慎，也更需要智慧和韧性。
他不能退缩，因为这事关国家长远发展。
但他也不能蛮干，必须讲究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寻找最大公约数。
他望着窗外京城的璀璨灯火，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这场关于国家数字未来的博弈，才刚刚进入中盘。
他必须顶住压力，用更扎实的研究、更广泛的沟通、更巧妙的策略，来推行他认为正确的道路。
这，或许就是他在这个新岗位上必须经历的淬炼。
面对重重阻力，孟寻意识到正面强攻难以奏效。
他决定改变策略，采取迂回包抄、重点突破的方式。
他暂时放缓了那份涵盖范围过广的顶层设计文件的推进速度，转而集中精力，
选择了一个争议相对较小、但示范效应强的领域作为突破口——公共数据开放利用。
他亲自牵头，组织了一个由技术专家、法律学者、政府部门代表和少数有意参与公共数据开发应用的民营企业组成的工作专班，
重点研究制定 《公共数据资源分类分级指南》和 《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暂行管理办法》。
“我们不求一步到位把所有数据都放开，”
孟寻在专班启动会上明确思路，
“我们先从那些社会需求强、安全风险低、权责相对清晰的公共数据入手，比如气象数据、交通流量数据、部分政府部门已公开的统计数据等。
先建立标准，打通流程，做出几个成功的应用案例，让各方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积累经验，再逐步扩大范围。”
这个务实的态度，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
专班的工作得以较为顺利地推进。
孟寻特别强调，在制定标准和办法时，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潜在数据使用方的需求，
确保开放的数据是“有用”的，而不仅仅是“公开”的。
同时，孟寻也加强了与网信、工信、公安等关键部门的私下沟通。
他不是去争论，而是去“请教”和“协商”，充分尊重他们在安全和行业管理方面的职责，寻求在安全可控前提下促进数据流通的最大可能性。
他以其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诚恳的态度，逐渐赢得了一些部门务实派官员的理解甚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