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的北京城。
比天启年间大了整整一圈。
城墙往外扩了三里。
新修的砖石还泛着青灰色。
城里头更是变了样——前门大街铺上了平整的“洋灰”路面。
驴车马车跑起来不带颠的；
街两旁立着铁杆子。
上头挂着玻璃罩的煤气灯。
天黑了一拧阀门。
“噗”一声就亮。
比油灯亮堂十倍。
最扎眼的是西直门外那根“大烟囱”。
三十丈高。
红砖砌的。
成天“呜呜”往外冒黑烟。
底下连着的是“京师第一机械厂”。
里头三百多台改良过的蒸汽机昼夜不停。
纺纱的纺纱。
织布的织布。
打铁的打铁。
方圆三里都能听见“哐当哐当”的响动。
老北京人管这叫“铁牛喘气”。
这光景。
放在十七年前苏惟瑾刚走那会儿。
想都不敢想。
正月十六。
早朝。
崇祯皇帝朱由检坐在乾清宫的龙椅上。
听着底下工部尚书报账。
这位皇帝今年三十二。
登基十年。
脸上早没了刚即位时的青涩。
只有常年熬夜批奏折熬出的黑眼圈。
“……去岁全国新修铁路一千二百里。
西至嘉峪关。
东至山海关。
北至大同。
南至武昌。
皆已通车。”
工部尚书杨嗣昌捧着账本。
声音洪亮。
“电报线路更达两万里。
各省府县。
朝发夕至。
便是西域哈密卫、朝鲜汉城、琉球那霸。
也能当日通信。”
底下站着的官员们。
有的面露得色。
有的眉头微皱。
“花费呢？”
崇祯问。
“这个……”
杨嗣昌顿了顿。
“铁路每里造价约三千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