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战告一段落，但现实中的救助还在继续。基金会成立一年，救助了二百三十七人，帮助其中一百九十一人提起刑事诉讼，为六十四人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和工作岗位。
数字很干，但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重新开始的灵魂。
山村的变化是缓慢的，但确实在发生。
村小学新来的老师是大学生村官，教孩子们法律常识。有孩子举手：“老师，我爸说我妈是买来的，这犯法吗？”
老师答：“犯法。买卖人口是重罪。”
孩子回家问父亲，父亲一巴掌扇过去：“胡说八道！”
但夜里，那个父亲睡不着了。他想起二十年前，花八千块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女人。女人跑过三次，最后一次被他打断腿。后来她老实了，生了两个儿子，前年胃癌死了。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我恨你。”
他从来没当回事。女人嘛，打服了就听话了。但现在儿子问他：“爸，你犯法了吗？”
他答不上来。
类似的事情在村里悄悄发生。年轻人出去打工，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回来会问老人：“当年咱村买媳妇，真的不对吧？”
老人嘴硬：“那时候都这样...”
“都这样就是对的吗？”
没人能回答。
王二串的觉醒来得更直接些。儿子王念恩六岁那年，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你爸是买人犯！”
孩子哭着回家问：“爸，什么是买人犯？”
王二串如遭雷击。他这些年努力做个好丈夫、好父亲，在省城安家，有正经工作，以为过去真的过去了。但过去从未过去，它变成了儿子脸上的眼泪。
那天夜里，他去了派出所。
“我想自首。”他对值班民警说，“二十年前，我买了个女人。她叫李霞。”
民警查了记录：“这个案子已经处理过了，当事人不予追究。”
“她不追究，但我有罪。”王二串拿出存折，“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三十万。能不能...能不能捐给受害者救助基金？”
手续办了三天。钱捐给了霞光基金会，匿名。但阿霞看到了捐款记录——账户名王二串，备注只有三个字：对不起。
她让财务退了回去，附言：“基金会不接受加害者捐款。请用这笔钱教育你的孩子：什么是罪，什么是罚。”
王二串收到退款，在银行门口坐了整整一下午。最后他把钱存进了儿子的教育基金，合同上写：“用于王念恩学习法律专业。”
二婶的报应来得更隐蔽。她的眼睛越来越差，去年彻底失明了。医生说，是心因性视力障碍。
她常梦见阿霞。梦见那个雨夜，阿霞浑身湿透地跑进她家，求她放她走。她说：“女子，认命吧。”然后亲手关上了门。
梦醒了，眼前一片黑暗。她知道，这是老天爷给她的惩罚——让她永远看不见光明，就像她当年，对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
村主任老王退休后，被返聘为村史馆顾问。整理资料时，他发现了一份泛黄的会议记录：十九年前，村委会讨论“李霞逃跑事件”，决议是“劝说留下，实在不行让家人拿钱赎人”。
他盯着那行字，手开始抖。当时他觉得这是“两全其美”——既顾全了王二串家的困难，又给了阿霞出路。现在他明白了：这是帮凶。
他把那份记录放进了“警示教育展区”，在旁边注释：“这是集体作恶的证据。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在做好事，实际上在犯罪。”
后来有记者来采访，问他对霞光基金会怎么看。老王对着镜头，老泪纵横：“我支持。我们村...我们村欠那些女人太多了。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去作证，去认罪。”
这段采访没播出来——记者觉得老人太激动，言论“不够正面”。但老王把这段话录了下来，放给每个来村史馆参观的人听。
“要记住，”他说，“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因为穷，不能因为‘大家都这样’，就变成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