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的地租高达五成至七成，一户佃农耕种一亩田，即便丰年收获一石粮食，交给地主后剩余的部分也仅够勉强糊口。
若遇灾年颗粒无收，还得向地主借下月息三成以上的高利贷，不出半年债务便会翻倍，最终往往只能卖几鬻女抵债。
平安道一位老佃农的遭遇便是缩影。
他借地主半石粮食，一年后本息翻滚至两石，无力偿还之下，只能将年仅八岁的儿子送给地主为奴，自己则带著老妻逃荒，最终饿死在路边。
更令人室息的是朝鲜王朝极端苛刻的税收与徭役制度。
底层百姓需承担的赋税名目繁多，堪称「无物不税」。
田税按耕地等级缴纳粮食，即便灾年颗粒无收也不得减免。
军布税要求每户每年缴纳两匹麻布（或折钱），无论家中是否有男丁服役，贫困家庭无布可缴，只能卖粮或借债。
盐税、酒税、矿税、过桥税、市场税之外，甚至还有「灶税」（烧火做饭需缴税）、「门税」（出门需缴税），连百姓上山砍柴、下河捕鱼都要缴纳「山税」「水税」。
作为明朝藩属国，朝鲜需向明朝缴纳人参、纸张、布匹等贡品，这些沉重负担最终全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
徭役更是无休止的折磨，百姓需服「常徭」（修建宫殿、城池、驿站、堤坝）与「临时徭役」（运输粮草、修建军堡、护送官员），每年服役时间长达三至六个月。
青壮年男子被徵调后，家中田地无人耕种，老人、妇女只能拖著病体勉强维持，很多家庭因此家破人亡。
黄海道某村落曾有三十户人家，一次摇役徵调二十名青壮年，半数死于劳累与疾病，归来者不足五人，最终村落沦为空村。
雪上加霜的是，天启年间的天灾与人祸接踵而至。
皇太极入侵、全焕叛乱、绫阳君与李珲争权，让朝鲜陷入持续动荡。
1622年全国大旱，汉江水位下降至可徒步过河，稻田龟裂，庄稼枯死，饥荒迅速蔓延，最终酿成「人相食」的惨剧。
平安道、黄海道的地方志明确记载：「天启三年，饿殍满路，父子相食，村落为空」。
而本应救济百姓的「常平仓」（储备粮）早已被官员贪污殆尽，仓库里只剩空麻袋，救济粮根本无法到达百姓手中。
更有官员趁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大发国难财。
汉城一名官员将粮食价格炒至平日的十倍，看著百姓饿死街头，却闭门享乐，最终因民愤太大才被匆匆处置。
朝鲜王朝的「良贱制度」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将人分为三六九等。
良人与贱人不得通婚，贱人不能参加科举，甚至不能穿白色衣物（白色是两班专属颜色），若贱人不小心冲撞两班贵族，可被当场打死而无需偿命。
百姓毫无政治权利，地方官由两班担任，他们与豪强勾结，搜刮民脂民膏，百姓若被冤枉或遭受剥削，根本无处申诉。
所谓的「诉冤鼓」形同虚设，反而可能因「以下犯上」被治罪。
偶尔爆发的「奴变」（奴婢反抗主人）或「民乱」，也因缺乏组织、武器简陋，很快被官府镇压，参与者多被凌迟处死，头颅悬挂在城门上暴晒，以做效尤。
天启元年，庆尚道奴婢因不堪主人虐待发动反抗，烧毁地主庄园，最终被官府派兵围剿，百余名参与者全被残忍杀害，其家人也被流放为奴。
这般暗无天日的日子，朝鲜百姓早已对本国上层失望透顶，何来半分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