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打落水狗的道理，朱由校比谁都明白。
建奴如野草，若不趁此时机连根拔起，待其缓过劲来，只会卷土重来，届时付出的代价怕是要比今日大上十倍百倍。
可李长庚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
国库空虚是不争的事实，内帑的银子也有花完的那一天。
各地灾情、京营整顿、河工修缮……
处处都在伸手要钱。
长此以往，不等建奴打来，大明的财政怕是先撑不住了。
症结所在，终究绕不开“开源节流”四字。
开源，首当其冲便是盐税。
朱由校想起翻阅旧档时看到的数字，心头便按捺不住火气。
如今大明盐税每年不过百万两出头，可到了后世清朝，仅两淮盐场一年便能征收到上千万两。
同一片盐田，同一套产运体系，差距竟如此悬殊，除了盐商勾结官吏、偷税漏税，还能有什么解释？
那些盘踞江南的盐商富可敌国，却年年哭穷，将税负转嫁给百姓，这口肥肉，必须啃下来。
节流，则要从根子上剜掉腐肉。
就单说边军系统，便是最大的漏勺。
即便他亲自盯着的辽东，朝廷发下去的饷银、赏钱，层层克扣下来，真正到士卒手中的竟不足四分之三。
那些将官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动手脚，可见积弊之深。
而辽东尚且如此，其余九边重镇更是不堪设想。
宣府、大同的将官虚报兵额、冒领军饷，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甘肃、宁夏的屯田被军官私吞，士卒竟要靠乞讨度日……
这些毒瘤不除，再多的银子投进去，也只是填了贪官污吏的腰包。
而这些，不是一场胜仗就能扭转的。
朱由校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目光落在案上那份“裁汰边军冗员”的奏折上。
这需要的是刮骨疗毒的勇气，是步步为营的改革。
从清查军籍、核查屯田，到严惩贪腐、整肃将官，每一步都要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每一步都可能引来狂风暴雨般的反扑。
他想起魏忠贤送来的密报，说江南盐商已暗中联络了几位御史，准备弹劾推行盐税改革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