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涟踏入东暖阁，殿内沉水香的幽暗气息扑面而来。
他垂首疾行数步，在距御案三丈处骤然止步，跪伏而下。
“臣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涟，恭请陛下圣躬万安！”
他的额头重重叩在冰冷的金砖上，两个月前离京时束得一丝不苟的鬓发，此刻已夹杂着几星刺眼的白。
天子指尖在蟠龙扶手上轻轻一叩，轻声道：“朕安。”
魏朝早已备好锦墩，躬身立于一侧。
杨涟却仍伏跪于地，额头紧贴金砖，声音嘶哑如砂纸磨过：
“臣有负圣恩。此番巡漕百日，臣只斩蠹吏七人，追赃银三千两，然漕河之弊，深如九渊。“
对于这个结果，朱由校并不奇怪。
按照文官的法子去巡漕，作用有限。
实际上，万历年间历代巡漕，都只是做到了暂时性的漕运畅通，减少损耗。
杨涟去巡漕，也是这种结局。
漕运之弊，根深蒂固，如老树盘根，上下勾连，已成铁板一块。
御史虽持尚方宝剑，却也只能斩断几根浮于表面的枝蔓，那些被查办的官员，不过是庞大利益链条中最末节的小卒。
沿河州县豪强与漕运衙门早已结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每当御史巡查，地方官员表面恭顺，背地里却阳奉阴违，甚至暗中串联抵制。
账簿可以一夜之间重造，证人能在审讯前‘暴病而亡’，就连那些被关进大牢的贪吏，第二日就可能因某位重臣的‘关照’而大摇大摆地走出牢门。
至万历中后期，漕政腐败已入膏肓。
杀几个贪官，不过如同割去溃烂痈疮上的一层薄痂，转眼间便有新的蠹虫填补空缺，甚至变本加厉。
这就是令人绝望的‘前腐后继’。
漕督换了三任，可山西票号的银票依旧在官员袖中传递；仓场大使革职查办，但霉米充好粮的勾当从未断绝。
更可怕的是，这套腐烂的体系竟成了百万漕工赖以生存的畸形温床。
那些被克扣的漕粮、被抽走的银两，经过层层盘剥后，竟也成了沿河贫民苟活的最后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