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复旦大学中文系便组织了“宋代文学与物质文化”小型研讨会。
章培横在会上直言：“许成军这篇论文给我们提了个醒——研究宋代文学，不能只翻《宋史》《全宋文》，还得看看故宫藏的宋代瓷器、碑刻，这些都是‘活的文献’。”
当时复旦、北大等高校的宋代文学研究生，仍多以“苏轼词”“欧阳修古文”为选题。
论文发表后，王水照在研究生课上直接以这篇论文为案例，讲解“如何选择小众选题”“如何结合文献与阐释”。
结果就是
次年复旦中文系研究生的选题中，“宋代尺牍研究”“南宋诗话的文学意涵”“宋代女性题跋辑校”等小众方向占比从5%跃升至30%，甚至带动了其他朝代的“小众文体研究”。
如唐代的墓志铭文、明清的小品文都开始被关注。
许成军的题跋论文在1979年的影响持续扩大，其本质是“学术思想解放”在古典文学领域的具体体现。
它打破了“唯大家、唯考据、唯阶级”的僵化范式，让学界意识到“文学研究可以更细腻、更多元、更贴近人性”。
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宋代文学，更辐射到整个古典文学研究。
此后“文体研究”成为显学，“文献整理”走向多元化，“人文关怀”成为学术阐释的重要维度。
许成军的题跋论文是探路者，此后的三篇论文是奠基者。
一位1980级复旦研究生回忆：“当时我们都觉得‘题跋研究’很新潮，既避开了扎堆的大家选题，又能做出新意，这都是受许成军论文的影响。”
该生回忆时其实满脸痛苦。
尼玛，你清高！
你光荣！
我们跟着遭罪是吧！
你比“翟某某”强在哪里！
恢复高考后的这两批大学生、研究生，正处于“寻找学术方向”的迷茫期。
许成军“跳级读研、发表核心论文、兼顾创作与研究”的经历，成为许多青年学子的榜样。
这种“标杆效应”还间接推动了“文艺学”“比较文学”等交叉学科的招生热度，让更多青年愿意投身“古典与现代结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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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复旦学报》社科版发表许成军论文《宋代文人尺牍的情感表达与社交功能——以苏轼、黄庭坚为中心》。
许成军承接题跋研究私人化书写，聚焦宋代另一重要日常文体“尺牍”，二者同为文人“非功利性书写”，却因“书信属性”兼具情感宣泄与社交功能，属宋代文学研究中“被忽略的日常文本”，形成“题跋—尺牍”双文体对照，夯实“宋代文人私人化书写”研究基础。
从价值上，首次将尺牍与题跋并置研究，突破“宋代文学=诗词文赋”的传统框架。
为后续“宋代日常文体集群”研究铺路，获《复旦学报》“宋代文学专题”头条刊发，被朱东润评价“‘私人化书写’研究的关键延伸”。
11月2日，《文学遗产》发表许成军《从“市井艳曲”到“雅俗共赏”——宋代俗词的雅化路径与文化意涵》。
这一篇论文显然更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