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权在诸位手中，基于你们的理性、经验、信仰以及对法律与正义的理解。」
最先开口的是夏尔·德·弗雷西内，作为法兰西的资深政客，他的立场很明确——
「如果这是现实，而不是索雷尔先生精妙的故事，那么我认为，第二种结论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
共谋杀人，就是共谋杀人。无论动机多么值得同情，无论受害者多么罪有应得，都不能改变它是犯罪的性质。
法律不因动机的善恶而失效，否则，法律将不再是普遍适用的规则，而成了因人而异的内心道德标准。」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我不是在为惩罚本身辩护。法律的权威，就正在于它超越了个体的激情和临时的道德判断。
一旦一个『看起来合理』的谎言可以成为实现正义的工具，那么法律将被迫向不断变化的公众情绪和道德冲动让步。
今天可以是同情，明天就可能是仇恨；今天可以是针对一个罪证确凿的恶棍，明天就可能针对一个只是被怀疑的人。
历史告诉我们，情绪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东西。坚守程序有时显得冷酷，但它是防止社会滑向混乱的唯一堤坝。」
弗雷西内的话刚刚说完，几位与政府或大企业关系密切的乘客都微微颔首表示赞同。
但反对的声音，也立刻就出现了。
乔治·布瓦耶的情绪依旧激动：「你们说不能开私刑的先例，因为情绪不可靠。我同意，情绪确实不可靠。
但一个让恶棍逍遥法外、让无辜者家破人亡的法律体系，就可靠吗？执行一个失败的制度，就是做不义的帮凶！
如果继续把一切希望和权力交还给这个失败的制度，要求受害者无限忍耐，这难道不是一种怯懦的自我安慰吗？
你们到底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是在维护一个已经失去灵魂的空壳？」
布瓦耶是在质疑当制度连「实现正义」这种基础功能都已经崩塌时，坚持遵守程序，是否本身就成了一种不义。
画家路易·贝尔坦忍不住插话：「布瓦耶先生说得对！想想那个场景！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毁了！法律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如果我是那个家庭的朋友，我恐怕也会……天啊，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动手，但我理解那些动手的人！」
夏尔·弗雷西内淡淡地回应：「我也理解，但我不认可。用另一场犯罪来『纠正』前一场犯罪只会制造更多悲剧。」
这时，东方学学者埃米尔·杜兰接过了话题，他把讨论引向了一个更宽阔的视角。
「但是在历史上，『复仇』并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野蛮和混乱。它甚至是荣誉文化和家族责任的组成部分。
尤其在我们将要去到的奥斯曼帝国，那里的是社会依旧延续著古老的传统，『复仇』并不是一件稀罕的事。」
这个观点很新鲜，就连莱昂纳尔也忍不住往他的方向倾了倾身子，好听得更仔细一些。
他这才发现，今天的剧本已经从《东方快车谋杀案》变成了《十二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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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