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首相格莱斯顿和内政大臣哈考特用尽了政治辞令，把责任像灰尘一样掸向各个角落，唯独不落在自己肩上——
但《费加罗报》的专访和《波西米亚丑闻》将不在英国连载的消息，仍然像一块烧红的铁烙在了皮肤上，烫得英国人原地齐飞。
过去一周，英国报纸还在争论“该不该拒绝索雷尔入境”——
有些说该，主要是自由派报纸；有些说不该，主要是保守派报纸。
但无论如何，这些讨论至少还在“该不该”的范畴里打转。
现在《费加罗报》和莱昂纳尔把问题换了个问法：“英国还配不配自称自由国家？”
这就不一样了！
《费加罗报》不是俄罗斯的《公报》，不是柏林那些奉命行事的官报。
它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读者则囊括了全欧洲的精英，甚至在美国都有大量的订阅者。
这些精英人人读过伏尔泰，知道洛克，熟悉英国自己吹嘘的那套“自由传统”。
现在他们看到《费加罗报》在问：英国佬，你们的那套传统还在吗？
这个问题，现在的英国人自己也不敢肯定地回答。
《曼彻斯特卫报》编辑部，主编斯科特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两份报纸。
左边是《费加罗报》，右边是《泰晤士报》。
他先看《费加罗报》的专访，看了两遍，然后看《泰晤士报》今天的社论。
社论标题是《海关执法的必要边界》，写得四平八稳。
大概意思是说政府有权基于公共秩序考量拒绝任何人入境，这是现代国家的普遍做法，法国自己也会这么做云云。
斯科特放下报纸，对助理编辑说：“《泰晤士报》在避重就轻！”
助理编辑点点头：“他们不敢碰最关键的那个问题。”
斯科特站起来，走到窗边。曼彻斯特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今天也不例外。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英国像一座老房子，家具很漂亮，但有些房间太久没打开了，于是就连主人自己都不记得里面有什么。”
斯科特转回身：“我要写一篇社论，标题就叫《被关闭的房间》。”
助理编辑好奇地问：“那内容呢？”
斯科特叹了口气：“我不想说英国该不该拒绝索雷尔，我只说政府该不该给出适当的理由。
一个拒绝解释的自由政府，和一个拒绝解释的独裁政权，区别在哪里？”
助理编辑犹豫了一下：“这么写会不会太尖锐？”
斯科特笑了：“尖锐？法国人都把刀架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担心尖锐？”
第二天，《曼彻斯特卫报》的社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