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像暗流，在人群中扩散，没人公开说“我们该走了”，但大家都在想。
一些人主动提议维持秩序。
几个看起来像小店主或职员的中年男人站出来，低声劝阻那些还在咒骂银行家的人——
“冷静点，先生。现在嚷嚷没用，议会都决定了。”
“别给人口实，说我们破坏谈判。”
占领者之间的对话，也从愤怒转向核实与猜测。
“调查委员会……真能查清楚？”
“哪些人会被传唤？‘联合总公司’的董事都跑英国去了。”
“补救措施？是说可能会赔钱吗？赔多少？”
“谁知道。也许发点补偿券，或者减税。”
“减税有个屁用，我年金都贱卖了！”
他们开始意识到，真正的战场已经从街头转移到了日常的等待当中。
这不是今天或者明天就能解决的事，而是一场漫长的拉扯，发生在议会的办公室里和报纸的版面上。
他们能做的，似乎只剩下等待，以及不要让事情变糟。
所以人们虽然没有立刻撤离一空，但是紧凑的人群逐渐开始松散。
有人离开去工作或回家休息。
一个裹着旧披肩的妇人站起来，对同伴说：“我得回去了，孩子还在家。”
一个男人看看怀表，咕哝一句“下午还得上工”，拍拍屁股走了。
他们走的时候没有偷偷摸摸，而是很自然地穿过人群，偶尔对熟人点点头。
有人留下来作为象征性的存在，像菲利普就没走，一些核心的参与者也没走。
他们觉得需要有人在这里，证明运动没有结束，只是换了形式。
他们坐在银行台阶上，或者靠在交易所的柱子上，像哨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