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勒·克拉雷蒂赶到《费加罗报》大楼时，发现阿尔芒·德·拉莫特主编的办公室灯光也未熄灭。
他没有太意外，而是怀着恐惧、沮丧、无知的情绪推开了主编办公室的大门。
拉莫特见到是他，连忙将桌上正在书写的一张稿纸塞到了抽屉里，脸上挤出一个微笑：“克拉雷蒂先生，你想通了？”
儒勒·克拉雷蒂并不想说出自己刚刚的经历，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并且问：“我想好怎么写才能符合马蒂姆普雷将军的要求了……
您把纸和笔给我，我就在这里写吧。”
拉莫特主编连忙抽出一叠稿纸，又把自己的墨水瓶、鹅毛笔一并递过去。
儒勒·克拉雷蒂没有废话，接过纸笔，就坐在拉莫特的对面，奋笔疾书起来。
拉莫特主编没有打扰他，而是静静看着这位自己手下的金牌主笔苍白的脸色，猜测是什么让他态度忽然变得这么积极。
作为《费加罗报》的主编，拉莫特并非没有自己的骄傲，但显然马蒂姆普雷将军的能量可以让这份骄傲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费加罗报》可以指着法国的议员、部长，甚至总统的鼻子骂，因为挨骂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读者看了反而会叫好。
老兵群体却不同，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共和派，至少在名义上都要保持对他们的尊敬。
拉莫特也没有想到批判个年轻作家，会引来这么激烈的反弹，不禁有些后悔。
说话间，儒勒·克拉雷蒂的文章就写好了，笔迹十分潦草，可以看得出来内心的焦虑与紧张。
但身为报社的资深主编，拉莫特还是轻易看懂了上面的内容：
【一次必要的校正——致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
倘若有人告诉我，一周内我会三次在公共报刊上提到您的名字，我必以为那是谣言；
倘若有人预言，其中一次竟是由我亲手写下赞美的语句，我大概会请他去精神病院就诊。
然而今日，我甘愿执笔，因为真理与良知——这两位比任何文学理论都更严厉的审判官——已令我无法沉默。
我承认，我先前那篇《双重背叛》行文过于峻急，某些措辞近于道德檄文。
我完全忽略了，您曾经以《老卫兵》慰藉了法兰西被遗忘的伤兵，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剖析了女人内心最幽微的褶皱，又以《我的叔叔于勒》唤醒了儿童眼中对苦难的最初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