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态度首先要端正，如实写，提供证据。同时，手上的工作绝不能放松！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用实际的工作成绩来证明自己！指挥部相信你们的技术和能力，项目也需要你们！”
话虽如此，王建国自己都知道，这番安抚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书面材料陆续交上来了。
刘守一附上了发黄的英文专利文件副本和当年雇主的证明信复印件（内容很简略）；
陈经纬找出了一些陈旧的设计笔记，极力证明那条生产线的民用性质；
张铁毡再次详细书写了那段日占时期的经历，并找到了两位当时同样在工务局、后来也留用在新中国的老同事愿意作证（但证明力度有限）；
王士铿则列出了一串老战友的姓名和当时大概的部队番号；两个实习生也写了关于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说明。
王建国亲自审阅了这些材料，并让工作小组整理了每个人的现实表现和技术贡献附录，形成了一份厚厚的回复报告。
在报告里，他客观陈述了核查过程和当事人说明，没有妄下结论，但通过详实的现实工作记录和项目重要性，再次委婉地强调了“在使用中继续考察、在建设中检验”的观点。他尽力了，把能做的防护都做了。
报告按照规定渠道报了上去。王建国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
他希望这份凝聚了事实和心血的报告，能够稍稍抵消戴司长那里的“疑点”，至少为这几位同志争取到继续工作的空间和时间。
然而，他低估了戴司长的决心，也低估了运动在特定时期的“威力”。
回复报告呈送上去不到十天，七月底的一个下午，两辆挂着京城牌照的吉普车，径直开进了指挥部大院。
车上下来五六个人，为首的是部里“肃反”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姓赵，面孔生疏，表情严肃，带着两名记录员和两名随行干部。
他们直接找到了王建国，出示了盖着部里大红印章的介绍信和一份名单。
“王建国同志，根据部‘肃反’领导小组决定，现需对刘守一、陈经纬、张铁毡、王士铿、孙明远、郭建功等六位同志的历史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集中审查核实。请通知他们，立即交接手头工作，随我们前往指定地点接受谈话。”
赵副主任的声音平板，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王建国脑子里“嗡”的一声，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他强自镇定，试图做最后的争取：“赵主任，这几位同志都是我们项目不可或缺的技术骨干，尤其是刘守一和陈经纬，目前生产线和新建项目正在关键期，能不能……能不能考虑让他们在指挥部接受谈话，或者分批进行，尽量减少对生产的影响？他们的现实表现材料，我们已经详细上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