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是家常便饭，常常为了一个参数的选择、一个结构的设计争得面红耳赤，但目标高度一致：
一定要搞出来，而且要搞好。
王建国是总指挥，也是最终的技术决策者和矛盾仲裁者。
他需要把握全局进度，协调各个子课题的衔接，在关键的技术分歧点上拍板。更多的时候，他泡在每一个技术细节里，和陈经纬反复推导某个复杂的传质方程，和刘德培讨论工艺难点，和赵晓川分析发酵罐内流体力学状态，和孙立民琢磨反应釜的应力分布，和周毅核对庞大的物料与能量衡算。
他的头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处理着海量的技术信息，评估着各种方案的可行性与风险。
压力无时无刻不在，常常半夜惊醒，脑子里全是未解的技术难题。
但他不能露出丝毫的犹豫和疲惫，他是这个小小团队的主心骨，他的镇定和信心，是大家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毛熊人能搞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一定也能搞出来，”
这是他最常说的话，不是在鼓舞士气，而是他内心坚定的信念，“而且，我们既然自己搞，就要想办法比他们搞得更好、更省、更可靠！我们不是简单的仿制，是要真正掌握，要超越！”
这种信念感染着每一个人。
陈经纬的才华在这种极限压力下得到了充分释放，他不仅快速消化着已有的碎片信息，还常常能提出独到的、跳出原有框架的思路。刘德培的老经验结合扎实的理论学习，解决了许多实际制造中可能遇到的“拦路虎”。
赵晓川等年轻人更是拼劲十足，敢想敢干，承担了大量繁琐却至关重要的基础实验和数据整理工作。
然而，外部环境并未因他们的封闭而变得友好。
公开层面，关于毛熊援助收缩的消息越来越多，气氛日趋紧张。内部，资源调配的困难如期而至。
项目急需几种特殊规格的合金钢坯进行试制和性能测试，报告打到郑副部长分管的相关物资调配部门，却如同石沉大海，催问几次，得到的回复都是“计划紧张，需要排队”、“指标有限，优先保障已列入国家计划的重点项目”。
精密仪器的采购申请也遇到了类似的拖延。王建国明白，这是郑在利用规则和职权，进行不动声色的掣肘。
他不能公开对抗，也不能将“争气项目”的真实性质和紧迫性摆上台面。
他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全部人脉和信誉。
他给老领导张副主任写了密信，详细说明了项目进展和遇到的关键资源瓶颈。
他绕过常规渠道，直接联系了几家相熟的、有能力的重点钢铁厂和研究所的领导，以个人名义请求“支援一些实验性材料”，并暗示这是“部里关注的紧急任务”，承诺未来订单优先。
这些“额外”的工作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和心神，让他感到一种身处体制内却不得不“不走寻常路”的疲惫与无奈，但为了项目，他别无选择。
就在外部资源问题稍有缓解、内部技术攻关如火如荼进行到最关键阶段——核心发酵工艺的放大和稳定控制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岔路”出现了。
连续多日的实验数据显示，按照反推和优化后的“仿苏”工艺路线，虽然能够生产出合格产品，但发酵单位始终徘徊在一个不算理想的水平，且波动较大，对操作条件极为敏感，产品质量稳定性存疑。
陈经纬团队在大量平行实验和数据分析中，敏锐地捕捉到一些异常现象，结合他对微生物代谢途径的深入理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也许苏方提供的原始工艺思路本身，并非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