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了，王司长。您放心，我们实验室的数据，绝对真实，一分一毫都不会错！”
压力并未因此减轻。
部里终于对他的报告有了回复，不是批复，而是一通电话，来自郑副部长。
电话里的声音透过听筒，依然能感到那股居高临下的冷意和不满：“王建国同志，你们报上来的那些困难，我都看了。困难什么时候都有！现在全国都在克服困难大y进！你们基地，条件最好，技术力量最强，部里对你们期望最高！可你们的思路，太保守！太四平八稳！老是强调客观条件，强调困难，这怎么能行？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嘛！别的单位条件比你们差得多，为什么能放出卫星？你们要好好反思一下，是不是思想深处还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是不是对总路线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限你们一个月内，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跃进方案和初步成果报告！不要给我摆困难，我要看到行动，看到成绩！”
电话挂断了，忙音嘟嘟作响。
王建国握着话筒，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郑副部长的话，句句敲打在他的软肋上。
“思想保守”、“认识不足”，这些帽子扣下来，分量极重。
他知道，郑这是在借题发挥，是在报上次匿名信风波未能扳倒他的“一箭之仇”，更是在跃进浪潮中抢占“政治正确”的高地，将他打成“反面典型”。
接下来的日子，王建国仿佛行走在刀刃上。
他必须更加小心地平衡。一方面，他召开全体职工动员大会，再次高调宣传统路线和跃进的意义，号召大家“鼓足干劲”、“争分夺秒”，甚至在基地门口拉起了“大干快上，誓夺跃进新胜利”的横幅，做出全力以赴的姿态。
他组织技术骨干，集中力量对现有蛋白胨生产线进行一项早就计划但一直未实施的、相对稳妥的工艺优化，以此作为“技术革新”和“增产”的成果上报，虽然增幅有限，远未达到“翻番”，但至少是实打实的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对于那两种新产品，他坚决顶住压力，只批准进行最低限度的文献调研和实验室原理验证，绝不允许任何未经充分论证的放大试验。
他将大部分新增资源（尽管很少）和人力，投入到现有生产的稳定和质量控制上，确保每一批出厂的产品都合格。
为此，他不得不一次次面对部里的催问和不满，不得不一次次在相关的电话会议或简报中，承受“进度迟缓”、“缺乏闯劲”的批评。
终于，在一次部分重点单位跃进情况汇报会上，王建国被点名要求说明“进展缓慢”的原因。
他没有回避，也没有激烈抗辩，而是再次详细汇报了他们在工艺优化上取得的具体进展，以及在新产品攻关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他语气诚恳，姿态放得很低，最后甚至做了“检讨”：
“我们的工作，距离上级的要求和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还有很大差距。主要是我个人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在破除迷信、大胆创新方面做得不够，存在求稳怕乱的思想。我们一定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进一步挖掘潜力，争取早日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番“检讨”，听起来是承认错误，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既承认了“不足”，又坚守了底线，还把“差距”归结于客观困难。
会场里鸦雀无声，一些人表情复杂，一些人低头记录。
主持会议的领导皱了皱眉，但没再深究，只是要求他们“加快步伐”。
会后，王建国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屈辱。
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需要在这样的场合，做这样言不由衷的“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