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因为方同辉？”
答：“因为每一个方同辉。”
问：“你觉得他们想要的自由过了线，那你能接受什么程度的自由？或者说你想要的自由是什么样的？”
答：“我想要毁灭他们自由的自由。”
问：“可你不是法官，也不是国王，你不能毁灭任何人，想都不应该想。”
答：“很好，我们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超过限度的自由，现在我愿意接受这一点，您能说服他们也接受吗？”
问：“我不能，但是恕我直言，我真的不觉得要求言论自由是非常过分的事情。”
答：“他们的口号是‘让每一个人都有开口讲话的权利’，您认同吗？”
问：“我认同。难道你不同意？”
答：“我也认同，宪法第35条早已规定了我们拥有这样的自由，但是问题在更深层次：我们都知道让每一个人拥有完全平等的话语权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推选出一些人来行使替大家讲话的权力，全世界都是这样，一层层的往上推，最终实行精英管理。
但是这些难防系媒体人的话语权是推选出来的吗？不是，是靠煽动傻哔窃取来的。
谁来保证他们的立场？没有人能保证。
给他们发工资的是难防报业，给他们发奖金的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关联方，给他们发表彰的是导致了苏联解体的同一批国外组织。
所以您看，他们用谣言取悦蠢逼，撒谎煽动情绪，通过自我矮化来制造西方叙事强于华夏哲学的幻谬，企图实现全盘西化的‘自由之救赎’，自胡适起，至阎烈山而未终，百多年来一直如此。
然而百多年来，从未有任何一个华夏知识分子通过政治实践、文化实践、历史实践来证明自由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就只是叫，一成不改。
事实上，是什么人用什么思想救了中国，一目了然，我这种高中生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他们凭什么拥有那种程度的自由？
干活的时候没有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一上来就要夹走最肥的肉，然后还要指指点点的说你这么做不对，下回听我的，红烧肉里不能放太多酱油，要放我们米国爹发明的鸡精，那个鲜。
吃完碗里的还要再去锅里夹，撒泼打赖的喊着：嗳嗳，再给一块儿，我是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人，得让我先吃够！
假如您是做饭的厨子，您能像现在的体制一样容忍他们如此上蹿下跳逼逼叨叨吗？
反正我忍不了，我没做饭，吃的是现成的，所以我想维护做饭的人，不叫他们寒了心。”
逄伟：“我沉默了许久，导致采访中断了很长时间，我想不出接下来的问题该怎么继续下去，于是有点没话找话。”
问：“你怎么懂得那么多？”
答：“我厌蠢，别人蠢我很讨厌，我自己蠢，更是不可原谅。”
问：“所以你觉得那些公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