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豪强，首先就是地主，然后是读书人。
而贵族名门，那就还得有足够的官爵地位。
李逸对买田置地不是很积极，更不太喜欢蓄很多奴隶，他倒更愿意研究下庄园经济，发展点养殖副业，果木经济啥的。
养猪，就是他今年准备重点搞的项目。
但十娘她们却觉得买田置地，买牛买奴更简单更稳妥。
御宿川有刚敕修好的无极堡，长安城也有好几座宅子，到高陵再买宅置业，李逸觉得没啥必要。
不过既然她们都主张，李逸也就没坚持，
毕竟也只是小事，大事商量，小事嘛女人做主也一样。
贵族在这个时代，处处优先，享有特权。
平民百姓，只能一妻，不能纳妾，匹夫匹妇，就算田地，也有限额，每丁只能拥田百亩，得有勋官，才能提升田额。
但身为浅水伯爵，又是五品官，加九等勋，李逸只要不是强买强卖，巧取豪夺，正常买田几乎没啥限制了。
最过份的是，
哪怕李逸现在拥有几千亩地了，但他身为官，免课役，这些田不用纳田赋租调，一点不用。
也就缴点义仓粮，户钱。
这是大唐国家税制里很不合理的一处，但李逸是这个不合理税制的受益人。
满朝勋戚贵族官员们，都是这个制度的受益人。
所以大唐的基本税制是按丁征收，每丁每年，缴租两石粟，交绢两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麻三斤。每年还得服免费丁役二十天，闰年还要加两天。
如果每个课丁能实授百亩地，这个租调庸负担，倒还好。
但实际上，很少能足授，哪怕是开国之初，
尤其像关中这样的狭乡，地少人多，权贵、寺院又多，御宿川罗家堡的百姓，基本上每丁只分到三四十亩，而足额也仅能分五十亩。
以后再添人，甚至这三四十亩都没地分了，得有人死了退田后才能再分，但退的也只是口分田，一般也是原主子孙优先继承，
这样一来，在第一波开国授田红利过后，后面能分田的只有那些边疆之地了。
如果实授五十亩地，意味着租赋负担实际涨了一倍，要是只授三十亩地，那就是理论负担的三倍有余，而如果没能授田，却还是课丁，那这租庸调，就会压的人喘不过气，一遇灾荒病疾，逃亡就是必然。
这种税制的弊端，朝廷应当有很多人都能看的到，但却没有几个提出改革的。
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唐，一直沿用这套制度，
门阀贵族的日子更好过，地位越发稳固，百姓越发压在底层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