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和尼克森甚至懒得动用军队。
他们只是签了几份文件，打几个电话，就把我们在高雄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那些工厂，那些冒著烟的烟囱，那些以此为生的几十万家庭，连根拔起。
这是比战争更恐怖的杀人，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和平总会到来，看看现在的东京，但教授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可能绵延很久很久，甚至可能导致我们错过一个时代。
昨天，我还听到法兰西的代表在走廊里抱怨，说两百亿美元的防御资金是勒索，说欧洲还在考虑。
今天早上，当这份报纸摆上桌后，我看到那个法兰西人冲进了阿美莉卡代表团的办公室。
据说，他在十分钟内就代表巴黎同意了下来。
他们怕了。
他们看到了那个被摆上祭坛的牺牲品：也就是我们。
阿美莉卡用一把看不见的刀，在一夜之间肢解了一个几十年的盟友，给欧洲人充分见识到了得罪他们的下场。
杀鸡做猴成了我和同事们私下说的最多的成语。
我们成了那只鸡，而欧洲这群猴子，终于学会了乖乖掏钱。
刘锴大使今天没有来办公室。
听说他病了。
我想，这不仅是病，是心死。
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没丢，但我们的根已经被刨了。
没有了阿美莉卡的技术和订单，没有了经济发展的希望，我们还能撑多久？
我依然记得1970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日记里写道：这是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
我没错。
这确实是最寒冷的冬天，因为这个冬天并没有随著新年的钟声结束。
它跨过了年轮，变得更加漫长，更加刺骨。
教授没有死在东京。
但我们依靠依附强者而生存的幻觉，死在了东京大仓饭店的那个晚上。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把联合国的旗杆都盖住了。
我向窗外眺望的时候仿佛看到了高雄港的码头，那些原本等待装船的货柜堆积如山，那些年轻工人站在关闭的厂门前茫然无措。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许他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将愤怒倾向何方。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因为另外一个和他们一样同文同种的华人的念头，就被轻描淡写地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