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崇拜等级，无论是吃饭还是喝酒，都有一套等级森严的规则。
江南则尊重实践。
这是南北方地域形成的文化差别，而这种文化差别，又诞生了矛盾。
例如以魏国为代表的北方士族集团认为，天下无法统一，是因为南方商人太多，这些商人无君无父，只图自己的利益，根本没有国家。
而以江南地主延伸出来的商人群体则认为，魏国士族权力掌控欲过重，他们仕途用一种极致稳定的规则，将一些不确定性扼杀。
最后，宋濂在他的观点中说道：道学治国在南方更有土壤。
这一点，数年的新政中，也在慢慢深入人心。
赵禹提到的疲魏之策，其本质也是在宋濂的理论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外交之术。
只是，大夏的核心层在太康十四年对这个策略出现了分歧。
分歧点在于多份情报目前对魏国的描述，表露出了魏国从政治、经济和军事都在快速变强。
例如梁京对各州的控制力度变得空前强势，魏国内部的山垒计划正在快速执行。
据说梁京城外的市镇数量已经增多了十几个。
并且其他重要大城周围的市镇也在陆续开始，府兵制完善之后，不少家庭在梁京的感召之下先后入伍。
经济方面，每一个城市都配套了纺织厂、皮革厂、冶铁厂、矿场等等。
还有专门的粮食收集商社，负责定期从周边乡里收集粮食。
据说银行也在快速开花，各地对银钞的接受程度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数值。
大夏在楚丘郡以北的魏国地带做过专门的调查，在那里，魏国银钞的接受程度已经达到九成。
这甚至超过了银钞在江宁的接受程度。
就这个数值，已经领大夏的高层感到震撼。
于是，一部分保守派就站出来，开始质疑宋濂的道学治国了。
例如保守派的崔皓是这么说的：“我们在江宁推行了八年银钞，魏国仅仅推行了两年银钞，他们的银钞接受程度已经超过我们了。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我想大概是我们对于民间的态度过于放纵！”
崔皓的这个说法，就像一团火，点燃了大夏内部一些被压抑已久的想法。
到了七月，北方的局势还在进一步发生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