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7章院士
燕大内部对弗里德曼的到来，也十分尴尬。
因为在余切没有来之前，双方之间的学术争论并不是站在一个公平的位置上，弗里德曼有诸多徒子徒孙，又是学术大牛，其他挑战者自动被打上弱者标记，被疯狂点菜，任何不同的观点，都要被弗里德曼批评指正一番。
你说你不愿被「指正」，但人家有诺奖，往来都是各国高层，人家的学生都是诺奖获得者—一你凭什么不接受指正呢？
在余切拜访他的恩师胡岱光时，胡岱光就提到了这种尴尬：「以前引入《西方经济学》时，真没想到有天弗里德曼居然会来到这里，更没想到我的学生能拿到诺贝尔奖。」
「胡老师，我是文学奖，不是经济学奖。」
胡岱光笑道：「如果中国还有人能接近这个奖项，可能就是你了。因为你，我们已经搞清楚诺奖是如何竞选的，全中国没有人比你更靠近它。」
《计划体制》这本书是年后写出的，已经过了90年的诺奖评选季，但科尔奈和余切都被邀请参加诺贝尔经济学会议，这代表在那群顶层的经济学家眼中，这部作品是够资格被评选的。
大概下一年，余切就会真正进入到候选人当中。
胡岱光又说：「而且，现在文学奖和经济学奖之间变得模糊化了，我看最近这几年的获奖者————那些文学小说总在描述个人之于社会的脆弱性，尤其是你的小说；而经济学著作，抛开那些数学部分，却写的像一部考证后的通俗小说一样。」
的确如此。
《计划体制》之所以能如此出名，和它出众的可读性有很大关系，多年籍籍无名的科尔奈是凭借余切的流量才起飞的。西方普罗大众第一次认识了科尔奈这个人。
「胡老师你希望我怎么做？」余切问。
胡岱光谨慎的说，「我自己知道我的水平不够，如今已经没有资格再对你建议什么了！但是，我希望你以后能过的好。经济是门经世治国的学问，可能你要更长的时间才把心思放在这上面，你现在计量学的如何了？」
「登堂入室了。」
「谁说的？口气真大！」
「杨振宁。」
「那就好！」胡岱光灰色的眼睛流露出喜意，之后他就不再提弗里德曼的事情。
弗里德曼这边却未消停，他要求迅速推进经济自由化，并且携带了一大批西方记者对他进行报导。弗里德曼夫妇在首都留下合影，大肆炒作，将自己描述为那种进入了某个原始国家，捍卫原教旨主义的斗士，这种主动把学术争论扩大化的举动让不少人对他颇有微词。
比如，在《时代》杂志的周刊上，弗里德曼大谈特谈「新价值观」，他公布了自己和朋友之间的信件，「我认为中国人邀请我来，是一个连我自己也无法想像的奇闻！」
有人向他询问，如果市场发生通胀如何处理？
弗里德曼说：「政府本身就是通胀的根源，通胀只能通过完全自由的市场，而且是纯粹私人市场才能治愈。」
这些话显得过于绝对了，就连相对媚外的九十年代初，众多学生也感觉很不得劲，批判多于赞扬。
一个学生提问道：「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到完全自由化的经济反而催生了德国的分裂，引发了物价的大飞跃！你有没有怀疑过你们美国的体系？这是一种受到贪婪驱使的体系，受到贪婪驱使是一种好的想法吗？」
弗里德曼把头歪到一边，咧嘴一笑：「告诉我，你知道有没有不靠贪婪运作的社会？你认为东德人不贪婪吗？如果你想让大众知道哪里最糟糕，那就是那些偏离自由市场原则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