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主人刘观将行伍之中严苛的卫生章程，也一并带回了家中。
“干爹，昔日有朝臣非议，言及朝廷对辽东生产建设兵团的赏赐过于优渥，兵士人人皆有奴仆，简直匪夷所思。”
“然则，重赏之下方有勇夫，若无这般丰厚的赏赐，如何能让将士们安心在此扎根，又如何吸引更多内地百姓前来开垦？”
“更何况，辽东与关中风土迥异，此地地广人稀，不宜精耕细作，反倒是粗放耕种，尽可能地拓宽田亩，方能获得最大收益。”
“若仍如关中旧制，各家耕种数十亩薄田，不仅效率低下，也缺乏吸引力。”
“唯有赏赐奴仆，使每位兵士都足以支撑起一个新家，耕作成百上千亩的田地，辽东的局面方能迅速打开。”
将大量奴仆赏赐给辽东兵团的将士，正是李想当初力排众议的决策。
彼时长孙无忌激烈反对，即便是房玄龄也心存疑虑。
但今日亲眼所见，证明了李想此举的正确性。
说到底，辽东的特殊情况，决定了必须因地制宜。
“嗯，因地施策，想儿你当初的见解，确有远见。倘若建设兵团的将士家家都能如这刘观一般，辽东何愁不稳，何愁不兴。”
刘观一家的生活状态，李世民已然尽收眼底。
此行全凭兴之所至，绝无可能是旁人事先布置好的场面。
“大唐当今贫富悬殊过甚，豪商勋贵富可敌国，而底层百姓大多仍在温饱线上挣扎。我大唐若要求得长治久安，必须壮大中间阶层。”
“这一阶层的人，家资或许难比巨富，却有自己的田宅车马，闲暇时能上酒楼小酌，能入戏院观剧，遇见心仪之物亦有余力购置。这小农场主，便是我设想中这一阶层的雏形。”
李想将后世中产阶级的理论，用一种更符合当下语境的方式，讲给了李世民听。
这个概念直接套用在大唐或许有失偏颇，但其内核是相通的。
朝廷一方面要竭力消弭赤贫，使人人有饭吃，从而降低他们铤而走险的念头；另一方面，则要扶持起一个稳固的中间阶层，作为大唐江山的基石。
无论是从过往的史书，还是对未来的推演，这个阶层都是最安分守己，最不愿动荡的力量。
李想如今正是有意识地在培育这个阶层的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