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教室，讨论课已经开始。
组长正举着1996年的物价公报：“大家看，今年大米零售价比去年涨了8%，但工业用电价格下调了3%——这是不是‘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的？”
海婴举手：“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劳动生产率提高慢，所以农产品价格容易涨；工业靠技术进步，生产率提升快，价格自然往下走。这符合马克思说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小亮补充道：“我老家荆州去年遭了灾，水稻减产，收购价确实比往年高。
但镇上的农机厂引进了新设备，拖拉机卖得比前年还便宜——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讨论到激烈处，有人争论起“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获得绝对剩余价值，可现在工厂都讲‘八小时工作制’，是不是就没有剩余价值了？”
海婴放下笔，语气沉稳：“不一定是延长时间，也可能是提高劳动强度。
比如流水线提速，工人在同样八小时内生产更多产品，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
他翻开笔记本，指着上面的案例，“上周看《经济日报》，说沿海一家电子厂通过优化工序，让人均日产量提高了20%，这背后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创造。”
小亮忽然想起什么：“那我们学的微观经济学里的‘边际成本’，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当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收益时，资本家就有动力提高强度。”
“能联系起来看，说明真懂了。”
旁边的学长笑着拍他肩膀，“下次写课程论文，你们俩可以合作一个选题，把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比一下。”
期末考前，两人几乎泡在了图书馆。
海婴对着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模型发愁，铅笔在草稿纸上画了又改：“这个居民消费函数的参数总不对，是不是遗漏了‘储蓄率’这个变量？”
小亮凑过来，指着数据表格：“你看1995年的城乡储蓄余额，比上年涨了20%，老百姓手里的钱更多了，消费函数肯定得调整。”
两人重新设定变量，终于算出了合理的结果。
窗外的月光洒在笔记本电脑键盘上，海婴揉着僵硬的肩膀笑：“以前总觉得经济学是纸上谈兵，现在才发现，每一个公式背后都是活生生的经济现象。
还有我这电脑得换了，运行速度慢了好多。”
小亮点头，望着窗外亮着灯的宿舍楼：“你看，连熄灯时间都能算个‘公共资源配置’的案例——大家都想多用电，就得有规则约束，这不就是‘外部性’的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