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嗒嗒嗒地踏在新铺的砖面上,蹄子落在每一块砖的正中间,稳稳当当的。
贞观四年夏,李靖走进政事堂的时候,屋里已经坐了五个人。
他挑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窗外的槐树枝叶把日光筛成细碎的光斑,落在青砖地面上,一晃一晃的。
他面前没有摊文书,案面上干干净净的。
旁边几个同僚正凑在一处低声议论什么,声音压着,像怕被什么人听见。
李靖没有凑过去。
他把手搁在桌面上,指腹沿着桌沿慢慢走了一道。
桌沿被磨得光滑,漆皮包浆了,暗沉沉的,带着一种被人摸了很多年之后才有的那种温润。
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紫袍的老臣凑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老臣姓刘,头发花白,眉头常年锁着,像心里装着一把没拧完的绳结。
“李仆射,”
刘老臣低声说,
“南边那个水利的折子,你看了没有?”
“看了。”
“你觉得能批么?”
李靖把搭在桌面上的手收回来搁在膝盖上:
“能批,但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管这事的官员,换成河东调过来的那个韦知县。”
刘老臣愣了一下:
“韦知县?他才干了三年。”
“三年够了。”
李靖说,
“他在河东修过两条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