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正堂，当世大儒孔颖达，与礼部尚书王珪，对坐案前。
案上还摆着一壶刚沏好的雨前龙井，水汽袅袅缠绕着两本书册，不大的厅堂里，油墨香混着茶香，氤氲漫开。
但堂中端坐的两人，此时已经没了品茗的闲心。
孔颖达指尖捏着书页，指腹反复摩挲着书页边缘，指腹染上些许印刷时残留的墨迹。
他已经年逾七旬，鬓角已然染白，一双老眼却依旧清亮，只是眉头拧着，琢磨着王珪方才的话中深意。
他一辈子都在钻研学说，以儒学入仕，以经学、易学立身。
从北周到隋再到大唐，守着国子监的讲席，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将晦涩难懂的经学与易学，注解得字字清晰。
也正是因为，孔颖达一生都待在学术、经注、修史的象牙塔里。
所以，即便是出身于天底下最大的豪门——孔氏家族。
但他对朝廷上的阴谋算计，及其背后的弯弯绕绕，并不精通。
更不能想象，区区一本启蒙小书，又该如何搅得朝堂动荡，给一位大唐贵勋惹来杀身之祸。
但王珪身为太原王氏的家主，又是江南豪族的执牛耳者。
历朝历代以来，王家以经书传家，以儒学为立家之本。
王珪本人更是深耕朝廷多年，如今执掌六部，高居国公爵位。
他又怎么看不出，这《三字经》背后隐藏的巨大威胁。
与其说是世家豪族垄断了知识与教育资源。
倒不如说，是穷困将天下百姓挡在了教育门外。
光是一部笔画模糊的手抄本，就要耗费数十、上百文，再加上私塾交给老师的束脩...
十条肉干虽然不多，却已经抵得上寻常百姓家里半年的口粮。
更不要说，一个孩童从幼学启蒙开始，到将来学有所成，反哺家中，其间最少要耗费十数年时间。
若再算上因孩子入学，导致家里少了个劳动力，平白少了份可观收入。
一来二去的，读书便成了平民百姓不可承受之重。
天下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
这说法虽不客观，更不严谨，但也有相当实例支持其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