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南巡回京后，对内阁进行了调整，并且是颠覆性的调整……阁、部不得兼领。
大明的内阁，本质是皇帝的顾问机构。
大学士的本职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
因此内阁本身没有行政执行权。
永乐、宣德两朝，内阁初设时权力较弱，大学士多以翰林院官的身份入阁，仅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
而六部，是大明朝堂的核心行政机构，尚书掌握具体的行政权力。
因此内阁和六部的职权范围，并不冲突。
然而从正统朝（大明战神朱祁镇在位期）之后，随着内阁票拟权的强化，以及首辅地位的提升，性质就开始变了，“阁部兼领”成为常态。
尤其是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时，同时兼任吏部尚书，将内阁的权力推向了顶峰。
这也是明中后期党争，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之一。
内阁大臣兼任六部尚书后，既掌握了决策层面的票拟权，又掌握了执行层面的行政权。
如此一来，使得内阁从顾问机构，彻底转变为中枢决策核心，甚至凌驾于六部之上。
而六部的权力，实际上被内阁收编，沦为内阁的执行机构。
阁臣兼领六部，由于内阁权力过于集中，就会引发不同派系官员的争夺
带来最大的恶果，就是加剧了党争风险。
阁部兼领，正是崇祯这次将阁臣与六部尚书彻底拆分，等于是把决策权和执行权完全分开。
如此一来，不仅降低了党争的风险，同时也加强了皇帝对朝堂的平衡和掌控。
孔贞运正是升为大学士之后，同时交卸了礼部尚书的职务。
崇祯见大臣们争论的差不多了，正欲开口，一名太监匆匆入殿。
太监向崇祯禀报道：“登莱水师总兵李魁奇，奉旨回京述职，在宫外请见！”
殿内争论戛然而止。
“李魁奇回来了？”崇祯眼睛一亮，“宣！”
主战派的大臣无不眉飞色舞，保守派大臣却是无奈地叹息。
李魁奇这次回来，代表的是国师云逍，那就是一位好战分子。
常务副皇帝的话，就能左右皇帝的意志，还议论个毛啊，还是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