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灾荒来临，最先被放弃的往往就是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
史书上某些地区的寄死窑就揭示了在生存资源极度匮乏时，道德约束是多么脆弱。
从国家层面来说，历朝历代也不是完全不管养老的问题，但其干预能力非常有限，且目的复杂。
首先是象征性的优待，例如汉代的王杖制度，赐给七十岁以上老人鸠杖，赋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免除赋役的待遇。
但底层百姓能活到七十岁的能有几人？
相对汉代的这种，大明一朝有‘存留养亲’制度，允许罪犯在父母年老无人奉养时，暂时不执行刑罚。
可问题来了，一个罪犯的名声已经传开了，哪个商人、士绅家里敢给他们一份工作？
没有工作只能种地，能够干什么？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对广大底层百姓而言，历朝历代的这种优待，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帮助。
其次，将养老责任转嫁给家庭与宗族，
朝廷通过法律和教化，将孝上升到近乎宗教的高度，不孝是十恶重罪之一。
同时，鼓励宗族设立义田、族学、养老义庄，由宗族内部互助，减轻国家负担。
但宗族义庄的覆盖率和持续性，取决于该族是否有显赫富有的成员，同样极不稳定。
最后，就是难以解决的深层矛盾，财政与意识形态。
每年的财政就那么多，战争、官僚、民生等等，不加赋税就不错了，还想想挤出一笔银子用于养老，这简直就是妄想。
相比于财政的困难，意识形态才是最难的，官方认为养老是家庭的私人事务和道德问题。
如果老人流离失所，那不是国家制度的失败，而是子孙不孝。
基于以上的三种层面，养老只停留在口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