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
“太潇洒了！”
苏聪拳头都攥紧起来。
以前的写作习惯，总是要每个人物都有结局，有一个光明的结局。
到了人江弦这儿。
人就是要颠覆，要偏移既定的文学道路。
不升华。
也没有意义。
更谈不上光明。
也绝对不能说是交代了归宿。
总之一切就停在这儿。
这就让苏聪想起前年来中国讲“后现代”的那位美国老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一句话：
“正是在探寻突然中断的那种叙事的痕迹当中，在把被压制和埋没的这种基本历史现实复制到文本的表面中，政治无意识的原则才发现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必然性。”
那是前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北大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讲学。
当时的中国文化思想界，整体还继承着“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沉浸在对现代性的仰望中。
詹姆逊带来的“后现代”诸种理论，突然将现代性及其诸位大师挤到思想史的边缘。
福柯、格雷马斯、哈桑、拉康等等一大批后现代理论家占据了前台。
中国学者蓦然意识到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已经今非昔比，于是都变成了“后”的天下，詹姆逊由此也成为把后现代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大陆的“启蒙”人物，备受推崇。
后来这老头又来了一次中国，这次不仅没掀起当年的飓风式效应，反而引起颇多讨论，有人批评他阴阳怪气，骨子里还是西方中心主义，觉得他们西方人才有无意识领域的话语权，老头的中国学生则是呼吁不要作不必要的误读。
还是那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话说回《顽主》，在苏聪看来，江弦的这个终止不仅是恰到好处，更是在写作态度上贯穿了“顽主”的核心思想，对过去的惯习成规实现逸出。
我想停，所以就停在这儿。
如何呢？
又能怎？
苏聪觉得自己差就差在这里了。
他总是想着以中国音乐的方式来为《末代皇帝》配乐，越是这么想，就越把自己框在过去的那一套里面，用写作的话来说就是，仍旧在追求给角色一个归宿，给结尾升华。
他的音乐为啥不够牛叉？为啥一直得不到贝托鲁奇的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