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这个事件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转折点。记得当时深圳没去成，但我对深圳一直没有死心，所以后来我又去了深圳，当时徐敬亚、吕贵品、***等诗兄都在《深圳青年报》，在大学的时候通过你知道吉大有个赤子心诗社，对他们其实是非常仰慕的，只是没有机缘结识他们，所以去深圳拜访老徐时是一种朝拜的心情。当时去他在红岭的一个小屋子，天气很热，他是穿着背心还是光着膀子，记不清了。我喜欢深圳，一是它的改革开放，二是与东北迥异的气候。我印象特别深是在深圳第一次喝上可口可乐，感觉就像中药汤立马就吐出去了。记得当时写过一首诗，说深圳下的雨都是温暖的。通过徐敬亚，我感觉深圳是现代诗崛起的希望所在，从那以后我决定彻底投身到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把诗歌当作自己生命当中唯一可以坚持的东西，甚至跟生命一体化，把职业和其他东西都视为生存的外在形式。1986年是相当重要的转折点，老徐准备在《深圳青年报》搞一个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当时我是作为老徐发起的这个活动的一个主要二传手，他还找了孟浪、海波、尚仲敏等人。老徐用他标志性的左撇子手书了一封邀请函，他的字凤舞飞扬的，然后我们就负责跟全国各地的诗人联系。
苏：我当然知道你是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活动的主要推手之一。
朱：老徐回顾那次大展主要参与者第一个就说了我。那个时候感觉现代诗成了生命唯一的表达方式，对现代诗活动达到非常狂热的程度。由于之前《北方没有上帝》等一系列的打击，我加剧了对社会的叛逆，事实上对现代诗过分的狂热，反而对诗歌写作带来一种伤害，就是无法沉下心来很纯粹地写诗。说实话，不仅是我，我认为很多人的诗歌，在那样一种情况下，诗歌的纯粹性是远远不够的。
苏：我个人认为，即便没有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当时也会有其他影响中国诗歌走向的大事件发生，毫无疑问，大展直接导致了诗歌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在当时一大批优秀的民间诗人一直沉在社会之中，像是一团团的火，他们很难被所谓官方认可，你来协助老徐做这件事情时，首先你是不是对这件事情非常认同，是否意识到大展将对中国诗歌产生巨大的影响？
朱：我是完全认同大展的意义。因为当时呢，就是说我们用了一个词叫地下诗人，自己宁愿选择去刻蜡板油印，对官方天然就有一种抵触，老徐在《深圳青年报》创造这样一个窗口或者是一个平台，让大家非常兴奋。而且我认为它的意义，不仅是给这些地下诗人找了一个发表的出口，更是为人们追求个性，追求自由，追求理想主义，找到一个恰当的平台，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现代诗，而是一代人的精神出口，所以我是完全认可，并且全力投身推进这个事情的。
苏：在大展前后，记得你经常是从牡丹江跑到深圳，在北京我的单身宿舍多次做过你的中转站。在你的内心深处，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中国不再是以前的中国，不会一下子把我们闷死，能自由呼吸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朱：其实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出现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整个社会已经在营造开放的氛围，那时的我完全被现代诗运动点燃了激情，不管不顾，处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完全不考虑所谓个人代价的问题。
苏：1986年的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好像一共有70多个流派，我就是被你忽悠进去的，临时拼凑了“男性独白”诗派。我想说的是，你在联系参加大展的诗人时，是不是事先拟有倾向性的名单，依据什么诗人的。
朱：当时的原则是很模糊的，唯一的原则是选择地下诗人。我记得那个阶段不断收到全国各地诗人寄来的民间诗刊，实际上这个网络自然而然就建立起来了，每天都能收一书兜子，不仅有四川、北京、上海的民刊，很多小地方也寄来油印的民间诗刊，觉得他们好像跟我一样都属于被压制，没有发表园地又充满对现代诗的激情，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来跟他们联系互动的。当时并不是仅仅表现在诗歌方面，其实整个社会最需要表达自由和思想的阵地，那时思想类的报刊主要有《******》、《深圳青年报》、《青年论坛》等；
因诗蒙难的事件数不胜数
苏：你在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的话，就是不只是诗歌本身的问题。其实，我想说的是在86大展的整个过程中，除了徐敬亚、吕贵品等人外，你和孟浪等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算是为现代诗呕心沥血了。你在深圳摔碎了牙齿和下巴是在大展之前还是大展之后呢？
朱：在大展之前。当时趁我老爸出差的便利，我也跟着去了，老徐搞了个深圳现代青年诗人协会，我就是赶去参加成立大会的那个仪式。当时孟浪在深圳大学，深大还有几个大学生诗人，其中就有后来比较有名的蓝蓝，他们几个人邀请我去深大做一次演讲。当天白天先去蛇口看一个朋友，他说你骑自行车去演讲，晚上回来到我这儿住，可以好好聊聊。当时深南大道还没有完全修好，我骑车骑得非常猛，没有指示灯，结果一下子车掉到工程地沟里，整个下巴前冲式地撞到车把上了，哎呦，十几分钟是蒙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完全没有知觉了。那个沟大概有三、四米深，自行车掉进去了，幸运的是我没有掉进去。逐渐清醒后，我从身上摸出打火机，先找到把眼镜，突然感觉满口都是牙，牙齿全都松掉下来。好在随身带了一本香港出版的现代西方绘画史，花了我五十多块钱，尽管很是心疼书，但没有办法只好把那本书撕了，一边擦血，一边把自行车拎上来。骑车回去找我那朋友，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我的朋友家。
苏：为什么不直接去医院？
朱：初来乍到的，根本不知道医院在哪里，首先的想法就是找到朋友。朋友推门一看，以为我被抢劫了，我又说不出话，就报警了。到了医院，需要立即手术，蛇口医院的大夫说，要是手术的话就破相了，因为要从两个耳朵把下巴掀开，我那哥们说这可不行，他是著名诗人怎么能够破相！蛇口医院说，那就送深圳市区吧，到达深圳人民医院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开始做手术，整个手术没有使用麻药，我的整个身体痉挛地进入幻觉状态，真的是疼昏过去了。我当时兜里没带钱，医院给老徐打电话，老徐、王小妮、吕贵品来看我，他们第一个反应以为我喝酒喝多了，来的时候竟然还带了几罐啤酒。我住了一个月的院，整个牙齿被铁丝裹住，不能吃东西只能进些流食。
寻找生命和语言一体化的表达方式
苏：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你回牡丹江在北京中转时，不是在我的宿舍煮了鸡汤嘛。其实诗歌给我们这代人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是在灵魂上，在肉身上也一样留有痕迹。诗歌没有给我们这些人带来所谓的名利，相反为之付出太多的代价，因诗蒙难的事件数不胜数，一件接着一件，包括你满地找牙的身体损伤。我们现在再谈谈牡丹江，除了你在深圳、北京等地的诗歌活动，更多的时间你是在牡丹江，可以想象在完全封闭的偏僻一隅，当年你的真实状态是怎样的呢？
朱：我在牡丹江一直保持与全国各地的地下诗人书信的联系，源源不断地收到自媒体的油印诗刊，后来是铅字诗刊，按当时的说法都是非法出版物。牡丹江很偏僻，也没有现代诗的氛围，但我通过杨川庆结识了时任《牡丹江日报》副刊编辑的宋词，后来我和他一起以“体验诗”参加86大展，并成为一生的朋友。应该说，宋词以前是写抒情诗的，跟我结识后转向现代诗。我们共同在牡丹江来推进周边的艺术活动，把当地的几位画家、摄影家凑到一起成立了局外人俱乐部，抱团取暖。
苏：我曾在韩博的一篇短文中了解到你和宋词在牡丹江的艺术活动。
朱：我认为在现代主义诗歌活动中自己终于找到了现代诗语言的表达方式，以及跟自己生命本体意识契合的诗歌形式，你不是总说我凭借一首诗闯荡诗歌江湖吗，就是当年写的《空位》这首诗，我也认为这是我第一首可以称得上是现代诗的诗。它标志着生命跟语言找到一体化的表达方式，完全超越了先前古体诗或者是西方翻译文学对我的影响。
苏：能不能这么说，一个诗人成熟之前会有很多练习之作，你在《空位》之前所有的作品都是你的练习本？
朱：可以这么讲，《男子汉宣言》、《太阳岛上》等诗作是搭上校园诗歌的最末一班车，但是我始终认为，我和校园诗歌是不同的，大多数校园诗的表达方式倾向于情绪化的唯美，并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内心深处对生命的体验感觉。
苏：那么可不可以说，《空位》是你真正进入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标志？大展之后，你的作品好像比较集中地发在《作家》、《关东文学》等杂志上。
朱：我那时在官方的杂志上基本没有发表作品。印象最深的就是《丑小鸭》能发表一点现代诗，所以我给《丑小鸭》投过稿，发过两首还是一首，想不起来了，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诗。
苏：应该不是，长春的《青年诗人》在我们读大学时曾以“大学生诗歌”专栏的形式发过你的诗。
朱：我想起来了，那个《青年诗人》杂志的主编是何鹰，当时我还拜访过他，他从我们的《北方没有上帝》每个人摘取几首诗做了一个专栏。1986年以后，有了老徐的这个现代诗大展，自己的诗歌也进入了现代诗的写作阶段，所以开始关注各种杂志。有一天偶然收到《关东文学》，发现这个杂志居然在做现代诗，而且是公开发行的刊物，当时还觉得蛮惊喜的，所以就给它投稿。当时它的主编是宗仁发，后来是《作家》的主编，是一脉相承的。我和这两本杂志联系密切，曲有源当时是《作家》的诗歌编辑，宗仁发是主编，他俩和徐敬亚、孟浪、还有我曾想编一本《现代诗年鉴》。
苏：好像我听你说过，后来不了了之了。
朱：我们当时写了征稿信，每个人写了一段话，给全国发出去了，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了了之了，没出来。
苏：印象中你在黑龙江也参加过一些诗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