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雨，来得急，去得也快。
云层在青石镇上空堆叠成铅灰色的棉絮，风卷着槐花的碎瓣掠过晒场，打在泥墙上簌簌作响。雨点终于砸下来时，陈砚正蹲在老屋后院的菜畦边，用竹片刮去锄柄上干结的泥块。雨水顺着他的眉骨滑进眼角，他没抬手擦，只微微眯起眼，望向远处被水雾洇湿的山脊——那道弯，像一道未愈合的旧疤，横亘在青石镇与外界之间。
他听见脚步声。
不是拖沓的、趿着塑料凉鞋的村妇步调，也不是赤脚踩在湿泥里噗嗤作响的孩童节奏。这声音轻、稳、略带迟疑，鞋底压过青苔覆着的石阶，发出微涩的摩擦声。他没回头，却把锄头往土里又按了半寸，仿佛那锄柄是根锚，能把他钉在这片被雨水泡软的土地上。
林晚站在院门口，伞沿微抬。
她穿一件浅灰棉麻衬衫，袖口挽至小臂，露出一截纤细而线条清晰的手腕；下摆束进米白阔腿裤里，腰线利落，像一株被风压弯又挺直的芦苇。三年零四个月没见，她瘦了些，颧骨比从前更显，可那双眼睛没变——清亮，沉静，盛着光却不刺人，像春汛初涨的溪水，表面平缓，底下暗流无声。
她没喊他名字。
只是把伞往他那边斜了斜。
雨丝斜斜扑来，打湿了她左肩一小片布料，颜色深了一块。陈砚终于直起身，抹了把脸，接过伞柄。指尖相触的刹那，他顿了一下。那触感太熟悉：微凉，指腹有薄茧，小指第二节略向内弯——那是她常年握笔写字留下的习惯性弧度。
“怎么回来？”他问，声音低，混在雨声里，像一块沉入水底的石头。
林晚望着他沾着泥点的工装裤膝头，说：“外婆走了。”
陈砚没应声。他把伞柄攥紧了些，指节泛白。
三天前，林晚接到电话时正在杭州一家出版社校对一本乡土散文集。编辑催稿的微信弹窗浮在屏幕右下角，她盯着手机，听筒里传来村医老周沙哑的嗓音：“……走得很安详，昨儿夜里睡下去，今早没醒。临走前还念叨你名字，说‘晚晚该回来了’。”
她挂了电话，合上电脑，订了最早一班回青石镇的绿皮火车。车厢老旧，空调嘶哑地喘着气，窗外稻田连绵铺展，绿得浓烈而沉默。她靠在窗边，看铁轨两侧的风景缓慢倒退：新修的沥青路、刷着“乡村振兴”标语的砖墙、玻璃幕墙闪着冷光的农家乐招牌……唯独那片坡地没变——东岭坡，三十亩旱田，梯级状匍匐在山脚，田埂上野蔷薇开得疯，粉白相间，枝条虬曲如爪。
那是她和陈砚第一次真正说话的地方。
那年她十七，刚随母亲从县城搬来青石镇，在镇中读高三。母亲改嫁的对象是镇小学的校长，温和寡言，待她极好。可林晚总在放学后绕远路，不走校门前那条柏油路，偏要穿过晒谷场、跨过溪涧上的石板桥，再攀上东岭坡。
她喜欢那里安静。
也喜欢坡顶那棵歪脖子老榆树。树冠庞大，树皮皲裂如龟甲，主干向南倾斜近三十度，却仍年年抽新芽，结榆钱。树杈上钉着一块褪色木牌，字迹模糊，只辨出“青石公社第七生产队·1972”几个数字。
那天她坐在树荫下背英语单词，风把书页掀得哗啦响。忽然，一只沾着新鲜泥巴的竹篮搁在她脚边。篮里躺着三颗青皮核桃，壳上还带着露水。
她抬头。
少年站在两步之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脚卷到小腿肚，赤着脚，脚踝沾着褐红泥浆。他头发短而硬，额角沁着汗，目光坦荡，不躲不闪，像山涧里一捧刚掬起的水。
“捡的。”他说，“青皮剥开，里头是嫩的。”
林晚没接。她盯着他脚背上被荆棘划出的几道细血痕，问：“你常来这儿？”
“嗯。”
“为什么？”
他抬手，指向坡下：“我家田，在那儿。”
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坡底那片最平整的旱田，田埂齐整，豆苗已抽蔓，藤蔓缠着竹架攀爬，绿得生机勃勃。田边立着块水泥桩，上面用红漆写着“陈家承包地·1998”。
“你叫什么？”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