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张嘴。
酸。很酸。
可酸到极致，舌尖泛起清冽的回甘，像山涧初融的雪水，像暴雨后第一缕穿云的阳光，像所有未出口的、滚烫的、悬而未决的以后。
我含着那勺果酱，眼泪终于掉下来，砸进罐子里，溅起微小的涟漪。
他没擦。只是把罐子轻轻放在我手心，然后俯身，额头抵住我的额头。
“沈沅，”他气息拂过我睫毛，“等我。”
“好。”
这一次，我没说“像等月饼发芽”。
我说：“我等你，像等春耕，等夏耘，等秋收，等冬藏。等土地把所有诺言，都酿成甜。”
他笑了。
那笑声很低，很轻，却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
他转身骑车走了。
我没回头。
可我知道，他走了七百二十三步后，在村口老槐树下停了一次。我没看见，但土地知道——它记得他鞋底碾过的每一粒沙，记得他驻足时，心跳漏掉的那半拍。
三年。
一千零九十五天。
我守着这片坡地，也守着自己。
镇中学毕业后，我考了县里的农技推广站临时工，白天教村民识别化肥真假，晚上自学土壤学、植物病理学。林砚每月寄来厚厚一叠笔记，字迹越来越工整，夹着实验数据、病虫害照片、甚至还有他手绘的蓝莓不同成熟期的果实剖面图。我在每页空白处写批注，有时是疑问，有时是发现，有时只画一朵小小的、歪斜的蓝莓花。
我们通信，从不谈情。
谈墒情变化，谈霜冻预警，谈新型生物农药的田间试验效果。
可每个“此致”后面，都空着一行。
那行空白，比任何情书都满。
第三年深秋，蓝莓第一次大规模挂果。
紫黑色的浆果密密匝匝，沉甸甸压弯枝条，在阳光下泛着幽蓝的光，像坠落的星群。我站在田埂上，看着采摘的村民笑闹着把果子倒进竹筐，看着收购商验货时频频点头，看着账本上那个不断攀升的数字——我们不仅收回了全部投入，还盈余了两万三千六百元。
我拿出铁皮饼干盒，打开，取出那捧故乡的土。
它依旧干燥，却仿佛比从前更沉。
我把土，撒进了最大那片丰产园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