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管。
我买来最基础的农具：一把宽刃锄、一柄短把耙、一只豁了口的铁锹。我翻地，不是按书上写的“深耕三十厘米”，而是凭手感——锄头入土时的滞涩感，拔出时带起的土块大小，翻过来的土层颜色深浅。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抓起一把湿泥，在掌心揉、捻、搓。它在我指间渐渐成条，绕上食指，弯而不折。我笑了。原来这双手，从未真正忘记土地。
三个月后，坡地上整出二十垄规整的田畦。我种下第一批东西：不是经济作物，不是网红品种，是父亲从前年年种的——本地糯玉米、紫皮大蒜、霜打后更甜的牛皮菜，还有，一小片薄荷。
薄荷是特意种的。不是为了泡茶，是为了记住那杯打翻的咖啡，记住那扇蒙灰的窗，记住自己曾如何用力把自己活成一张需要反复校准的图纸。
而就在薄荷冒出第一对锯齿状嫩叶的那个清晨，我遇见了沈砚。
他站在坡地尽头的土路上，背着一个磨损严重的帆布包，手里拄着一根青竹杖。晨光斜斜切过他肩头，勾勒出清瘦却挺直的轮廓。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靛蓝工装衬衫，袖口挽至小臂，露出的手腕骨节分明，皮肤是久不见阳光的冷白。他没看我，目光落在坡地中央——那里，我昨夜为防野兔啃苗，用细竹枝和旧渔网搭了个歪斜的小篱笆。
他静静看了一会儿，忽然抬脚，朝坡地走来。
我直起身，抹了把额上的汗，手心里还沾着新鲜的泥。
他停在我面前两步远的地方，没说话，只微微颔首。我这才看清他的脸：眉骨略高，鼻梁直而窄，下颌线清晰得近乎锋利，一双眼睛却意外地沉静，瞳仁是极深的灰褐色，像雨前积云压着的远山。右眉尾有一道浅淡的旧疤，细如发丝，不破坏整体，倒添一分难以言喻的克制感。
“这篱笆，”他开口，声音不高，略哑，像砂纸轻轻磨过木纹，“竹枝太密，通风不好。网眼太大，兔子照样钻。而且——”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刚翻过的土垄，“你翻地太浅。表层土松，底下还是硬的。根扎不下去，雨一大，苗就倒。”
我愣住。不是因他指出问题，而是他语气里没有评判，没有居高临下，甚至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波动。仿佛只是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物理事实。
我下意识低头看自己的手——指甲缝里嵌着黑泥，虎口有新磨出的薄茧，袖口沾着草汁的淡绿印子。这双手，此刻与他那双干净、修长、指腹却有薄茧的手，形成一种近乎刺目的对比。
“你是……？”我问。
他目光落在我脸上，停了两秒，才答：“沈砚。镇上卫生院新来的医生。上周刚报到。”
青禾镇卫生院？我皱眉。那地方离村有十里山路，平时只接个头疼脑热，连输液室都是去年才翻新的。怎么突然来了个“新医生”，还穿着工装衫，拄着竹杖，出现在我家荒坡上？
他似乎读懂了我的疑问，嘴角极轻微地向上牵了一下，几乎不可察：“卫生院缺个懂点农活的。院长说，种地也是治病——治土地的病，治人的病，道理相通。”
我一时无言。
他不再多说，转身走向坡地边缘那丛长得最旺的狗尾草。他弯腰，拔起一株，抖落根须上的土，又蹲下，用竹杖尖端在松软的土上划了几道——不是随意涂抹，而是精准地勾勒出几条平行浅沟，间距、深度，目测竟与我昨日费力挖出的垄沟分毫不差。
“按这个深，这个距，”他指着地面，“明天上午，太阳出来前，把蒜种下去。芽朝上，覆土三指厚。别浇透，潮润即可。”
说完，他直起身，将那株狗尾草随手插回原处，茎秆挺立，毛茸茸的穗子在晨风里轻轻晃动。
他朝我点头，转身离去。竹杖点在土路上，发出笃、笃、笃的轻响，节奏稳定，不疾不徐，像某种古老而固执的节拍器。
我站在原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忽然觉得，这方被我重新叩响的土地，正以一种我尚未理解的方式，悄然松动第一道缝隙。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沈砚不是“新来的医生”，他是“回来的”。
他生在青禾村，长在青禾村，十二岁那年，一场暴雨引发山洪，冲垮了村西头那座唯一的石桥。他父亲——当时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为救被困在对岸小学的两个孩子，涉水过河，被一根断裂的桥桩撞中太阳穴，当场没了呼吸。母亲受不住打击，半年后病逝。沈砚被远在县城的姑妈接走，再没回来过。
他学医，考进省城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市三院神经外科，前途一片坦荡。直到三年前，他主刀的一台手术出现罕见并发症，患者术后植物状态。虽经伦理委员会裁定无医疗过失，但他递交了停职申请，独自去了西南山区做义诊。一年后，他出现在青禾镇卫生院的招聘启事上，应聘岗位写着：“全科医生（兼农技协理员）”。
没人问他为什么。青禾村的人，向来不问“为什么”。他们只看结果：沈砚来了，卫生院的药柜齐了，输液室的紫外线灯管换了新的，村小学的孩子们每年有了免费体检，连村口那棵百年老槐，也被他请来的林技站专家“会诊”，治好了半边枯死的枝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