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婶领着我们进了正房的堂屋。
堂屋的陈设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一张方桌，四把条凳，桌上一盏煤油灯，一个搪瓷茶盘，几个倒扣的茶杯。
墙上挂着一面木头框的镜子，镜面擦得锃亮，正对着门口。
墙角靠着一把锄头和一个竹编的鸡食盆。
堂屋通着两间里屋，门帘是用旧布拼的，一扇是蓝底白花的，一扇是灰底格子的。
“坐吧。”
田婶把煤油灯放在桌上，翻起两个倒扣的茶杯，拎起桌上的搪瓷壶倒了两杯水。
水是凉白开，带着一股淡淡的土腥味，是农村水井打上来的那种味道。
“田婶，这房子就你一个人住？”
时紫意接过茶杯，目光在堂屋里扫了一圈。
她注意到墙上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男人，浓眉，宽下巴，穿着七十年代的蓝色工装。
照片下面压着一张奖状，奖状的字已经模糊了，只能辨认出先进生产者几个字。
“我男人八年前矿上出了事，没了，有个孩子在镇上念初中，住校，一个月回来一趟。”
田婶在方桌对面坐下，拿起煤油灯旁边的针线篮，继续纳一只还没有做完的鞋垫。
她的手很稳，针尖在头皮上划了一下，扎进鞋垫里，针脚又细又密。
时紫意跟田婶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家常，问村里种什么庄稼，镇上中学远不远，鲁中这边的冬天冷不冷。
田婶的回答都很简短，问一句答一句，不多说一个字，但也不冷淡。
她的态度介于热情和冷漠之间，是一种很精确的中间态，像一个深谙待客之道但又不愿跟陌生人走的太近的人。
时紫意聊到一半，话锋突然一转。
“田婶，你们村最近是不是不太平啊？我看见好几家窗户上挂着红布条。”
田婶的针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扎进鞋垫里。
“老习俗了，家里有人头疼脑热的，挂个红布条冲冲煞气，你们外地人不讲究这些。”
“可我看挂的人挺多的。”
我接了一句：“总不能和以前同时头疼脑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