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舆论传播在明朝的活跃，并不是偶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
物质的发展为舆论的活跃创造了经济基础和传播环境。
全国水陆路程143条，其中南京至天下各地的长途路程11条、江南至邻近区域路程12条，更有15条水路连接苏松二府和各市镇县城。
社会流动的加快，自然带来信息的发达。
同时，写书的材料和人工价格都很低，以“毛氏广招刻工”的广告为例——“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综合上材料成本“墨二笏，价一钱；烟墨一斤，价五钱”，一本书只要卖得中规中矩，利润就不会差。
譬如王世贞的《鸣凤记》，只在两京直销，就“糜六万金有余”。
有利润就有市场，有市场就会商业化。
同时再加上思想上的土壤——广开言路的士林正确，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心学虽然在万历二年之后过了时，但百年以来推动社会思想解放的功效，真实不虚。
譬如栗在庭的奏报中说，光是福建建阳一个县，就有书坊八十多家！
甚至连盗版都已经开始搞出来了——“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开价髙，即便翻刻。”
这就是时代的大势。
在滚滚大势下，英宗、宪宗、孝宗，每一届还在那里整天翻来覆去重申报禁，治罪妖言妖书，有用么？换汤不换药罢了。
封锁得越是严格，私下里越百无禁忌。
反而开放报禁，才是掌握在手中的第一步，将其商业市场化，禁言透明化，监管科层化，惩戒政治化，或许才是你明舆论的出路所在。
这番话说得海瑞一愣，皱眉沉思。
朱翊钧趁机将手抽了出来，顺势给海瑞按在矮墩上，让老人家坐着想。
过了好半晌。
海瑞才幽幽叹了一口气：“陛下见微知著，洞彻玄幽，那为何当初开放报禁时，是宽不是紧，言出法不随呢？”
皇帝一时兴起也就罢了。
既然看得这么长远，当初开放报禁时，怎么没有配套的政令呢？
任其野蛮生长，媾和反正清丈的士绅，一时闹到要南巡的地步，果真不是有意为之？
朱翊钧闻言，尴尬地笑了笑：“朕当时一时想着讨论新学，广泛传播，不自觉便犯了刚克的错误，步子迈得太大。”
他主要防止柔克去了，一时不慎犯了刚克错误。
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海瑞定定看着皇帝：“不能等到妖书案后，陛下眼下就得申明报纸犯禁之罪！”
朱翊钧如蒙大赦，连连点头：“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朕稍后便下旨三法司，分等列罪，再由诸卿廷议，完善新闻版署，加强报纸审查。”
他看着海瑞这揪着不放的倔驴模样，只觉几个月前在殿上被汪宗伊直谏的尴尬，都不算什么了。
见皇帝改邪归正，海瑞这才缓和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