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同样是义理，治史当以此为先。”
这个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他们出于保守，大多认为可以修正义理史学，却不必完全推翻。
就连朱由检面对“大一统”这个义理，同样无法反对。
因为这是中央集权的根基，也是中国能在分裂之后重新整合的依据。
他在仔细思考后，向群臣道：
“所谓义理史学，应该说是史观。”
“它在论史之时，以纲常义理为先，地位从属于经学。”
“实证史学，则更注重史料。”
“首先要辨析史料，寻找它的源头，确定史料真伪。”
“然后再根据史料，得出相应观点，独立于经学之外。”
“如此你们说说，史观和史料，哪一个更重要些？”
这种问题，后世都没有定论。史观派和史料派，争论了一百年多年。
在大明同样如此，支持义理史学的，以春秋大义论证史观的重要。
支持实证史学的，则抓住义理史学剪裁编造史料的错误不放。
朱由检听双方争论许久，最终下结论道：
“史观和史料密不可分，无论哪一点都不可或缺。”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唯有分辨出真实的史料，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历史研究要唯真求实，没有什么禁区。”
这个说法，明显是说史料更重要，钱谦益等实证史学的支持者，顿时眉开眼笑。
义理史学的支持者刚要继续争，便又听皇帝说道：
“历史研究是没有什么禁区的，但是对外传播，却要遵守纪律。”
“例如《竹书纪年》，无论是真是伪，它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有关它的研究，要慎重传播出去。”
“否则就可能坏了人心，导致天下不稳。”
“这类史书，是不能随意传播的，只有翰林院相关人员，方能查阅交流。”
这个说法，得到群臣的一致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