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描写青楼生活的作品不少，有的以人道主义精神下笔，有的以猎奇的态度欣赏。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青楼世界，把它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宏大系统中进行观察的，却是很少。其实青楼这样的下九流社会场所，恰恰汇聚了社会文化五光十色的各个侧面。研究中国文化如果企图绕开青楼，那肯定有许多问题是谈不清楚的。
青楼一词，原来的意思是用青漆粉饰之楼。它起初所指并非妓院，而是一般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太平御览》、《晋书》和魏晋南北朝的许多诗文中都是这样使用青楼的。但由于华丽的屋宇与艳丽奢华的生活有关，不知不觉间，青楼的意思发生了偏指，开始与娼妓发生关联。唐代以后，偏指之意后来居上，青楼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与平康、北里、行院、章台等词相比，不过多了一点形象感，多了一丝风雅气息而已。
为什么会有青楼这种东西出现?
说穿了，这是男人世界的产物，是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的社会事实。关于青楼妓女的起源，古今中外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姑且下次分析。
本章主要说说，青楼为何要开在考场的对门？
青楼莺声为谁啼?
青楼开在考场对门反映了生意人的精明
任何产品的成功推广，都要试销对路。
古代的青楼，招待的多是读书人，常见的称呼是“士子”。当时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数也少，他们口袋里揣着的银子与诗稿，是青楼大院最好的两样通行证。对青楼的老板来说，有银子就是大爷，是活菩萨，故而对其热情高涨;而对青楼妓女来说，她们多数是文学爱好者，因而面对满腹诗文、锦绣文章的才子，便不时秋波暗送，做做佳人会才子的美梦。所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都是青楼千古不变的真理。
旧时的考场叫贡院，尤以人才辈出、历史悠久的江南贡院为最，经历朝历代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已形成一座占地三十余万平方米、仅考生号舍就达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相当于3个北京的故宫大，成为明、清两代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科举时代共产生过800多名状元，而半数以上都出自这个考场。众多历史名人如唐伯虎、郑板桥、李鸿章等，更是由江南贡院走上历史舞台的。
在考生眼里，贡院是他们通往富贵功名的必由之路，因而，每当开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纷至沓来。既然考生云集，他们的吃住玩乐都要有人照应，这便给商人发财提供了机会。许多青楼、酒楼、茶馆应运而生，贡院边上的秦淮河，也因为这些设施而变得妩媚动人，形成“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的一派繁华景象。
从古至今，关于才子与佳人的风流韵事便经久不息。唐代士子高中进士后，向钟情的妓女写情诗、炫耀才华，在当时是一件雅事。即使科考失意，士子们无奈之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时，醇酒佳人，又成为减轻他们落榜痛苦的安慰剂。所谓“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是也!
古代士子力捧青楼三大原因
秦淮风月之所以兴盛，当然与士子们的大力捧场有关。而士子们捧场的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青楼为士子紧张的考试生活提供了一个舒缓的空间。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机制，有些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
据余秋雨先生的《十万进士》里介绍，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为防止作弊，考生们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满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场检查十分严格，有着严格的搜身。
进考场前，两列兵丁夹道搜查，头发都要打散查，衣服夹层都要摸过;盛食物和笔墨文具的是考场统一发放的竹篮，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无法夹带入场;如果一旦发现夹带，夹带人将遭受毒打，捆绑在考场前石柱上示众一月之久，并终身不得参考。
进入考场之后，考场即封号栅，须等三天考完之后方才打开。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动弹，一切吃喝拉撒，都在两平方米左右的号房内解决。一旦天热之际，号房内屎尿泗流，臭气熏天，在这样的环境下答题做卷，没有惊人的毅力，是很难完成的。因而考场3天，对士子们来说不啻于蹲3天地狱，至放榜之日，他们如释重负，如获重生，到青楼潇洒便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我国娼妓之起源，大概胚胎于周襄王时代，齐国管仲之设女闾，即其作俑者。《战国策》二卷“东周”引周文君云：“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按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闾为二十五家。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管仲设女闾，等于后世之有花捐也。......我国娼妓制度，既自“女闾”开其端，自此以后，无代无之。唐承六朝金粉之後，娼妓之多，空前未有。约分家妓，公妓两种。长安都城中有所谓“北里”、”平康里“舆“教坊”者，即为当日风流渊蔽。(摘自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
《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份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右边为任字)，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管仲时代妓女的主要来源，是奴隶，就是所谓“奚”。奚字在象形文字中，是“手持绳圈套女人”，套到女人操皮肉生涯，加入公营企业，这种妓女，就是“官妓”。官妓的制度在中国持续极久，《吴越春秋》说“越王句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就是官妓。《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就是官妓。《南史》说齐废帝“每夜辄开后堂，至营署中淫宴。”就是官妓。官妓的来源，主要有三：
一、罪人家属--古代的人权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族。一个人犯罪，常常连累到一家。通常的公式是：男人给宰了，妻女则沦为官妓。
二、奴隶买卖--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国多;但在时间持久上，比中国短。中国买卖奴隶，有过“与牛马同栏”的大场面，人变成牛马，还有什么可说?
三、堕入风尘--是变相的一种人口买卖，只不过被买卖的，原属良家妇女。《北里志》所谓“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就是这一类。
因为公营，所以官方设有专门的机构。这种机构，在唐朝先属“太常”，后属“教坊”，由“乐营”管辖。《云溪友议》记有“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的一个特例，是两个信释道大官的德政，反证了当时“乐营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没有肉体自由，是和没有人身自由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