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长时间没有大规模海战和登陆战，导致孟加拉人吃了大亏。不仅之前的经验没用上，他们防御入侵的思路，反而成了他们的累赘。
元军这次发动的登陆，专门选择了雨季将要到来的时间。按照孟加拉人的经验，这并不是适合军事行动的季节。因为雨季到来之后，这一带地区根本没法行动。别说大军开拔、作战了，连个人、小队的行动，都会十分艰难。
当年，佛教就有雨季安居的说法。僧人可以守夏三个月，期间不出门。因为在当地的雨季，到各地进行传教非常困难，连苦行僧们都难以坚持。因此，佛祖特许大家，在这段时间，可以定居在固定场所里。这雨季气候的恶劣，可见一斑。
除了雨季期间，这个雨季快来临的时刻，也同样是孟加拉的军队最为松懈的时候——因为这会儿发起战争，已经没有意义了。时间是肯定不够用的，而只要不能一举消灭当地力量，这之前的行军和作战，就算白打了。所以，但凡有一点地理和军事常识的人，都不可能在这会儿开战的。
结果，元军居然专门捡着这个时候动手，让当地守军猝不及防。
经过长期打探，再加上南洋地区的各种战争，元军其实非常了解当地的这些情况。所以，他们就故意等这个时机——因为雨季来临之后，不仅元军无法行军，哪怕理论上更熟悉地形的当地人，也一样难以集结军队出门。
孟加拉人的统治模式和城市分布，都和南洋那边差不多，统治者通过控制关键港口和商业枢纽，来维持自己的“朝贡圈”，进而稳固统治。但相应地，要攻打这些政权，也不需要和汉地或者欧洲那样，消灭对方的野战力量，攻克对方的要塞与关口。只要和朱罗舰队当年对付三佛齐那样，把这些关键节点打掉，这个所谓“国家”，也就直接完蛋了。
而孟加拉苏丹国的统治，可能还不如三佛齐稳固。他自己就是个外来征服者政权，而且非常依靠地方领主的支持。因此，面对元军的“斩首行动”，毫无抵抗能力。
这个毛病，属于德里苏丹国还没有分裂的时候，就留下来的、娘胎里的问题。孟加拉苏丹不可能意识不到，但就算知道，也没有什么办法……
德里苏丹国，本来就是古尔王朝的圣战军脱离本国，建立的国家。一开始的几十年，被称为“奴隶王朝”，因为统治者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家族关系，甚至都不一定是同种族的关系。王朝的真正掌权者，是被称为“齐哈尔加尼”的军人集团——意译一下就是“四十人帮”的意思。苏丹也是这些突厥军头推举产生的，一般就是其中权力最大的一个将军，可以说是字面意义上的“兵强马壮为苏丹”了。
后来，一个叫贾拉勒-乌德-丁·卡尔吉的突厥化阿富汗人，推翻了之前的将军，建立了“家天下”统治。自此，德里苏丹国进入了“卡尔吉王朝”，因为总算有个固定家族了。在他儿子阿拉乌丁·卡尔吉统治时期，国家达到了极盛。
虽然叫“突厥化阿富汗人”，但卡尔吉家族在文化上，是属于波斯那边的。在治国时，也把波斯人的技术和管理方式都引入了进来，其中就包括农业和商业上的管理方式，以及更重要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还有随之而来的更加严密的税收体系。
平心而论，突厥征服者虽然总是一幅没文化的暴力狂形象，对当地人也非常排挤、歧视，但他们对印度的管理，反而是很成功的。
这一时期，苏丹逐渐压制了之前权势滔天的教士组织“乌里玛”，同时控制了军权和教权，乃至任命自己担任最高教长，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中央政府模仿波斯，设有36个部。大维齐尔名义上掌管各部，实际上只管理财政——这一点似乎直到欧洲都差不多。此外，还建立了行省制的地方统治体系，由分封到地方的突厥军事贵族掌权，至少在纸面上，搭起来了一套管理的架子。
印度人和波斯人，理论上其实是一家。不过在这之前，哪怕是在以往的阿拉伯征服中被天方教势力控制的地区，这些波斯文化和技术，也没有那么深入基层。大量的技术革新，反而是在以文化水平低、管理方式粗暴的突厥军头治理下，才得以在印度铺开的。
这一时期，苏丹政府兴建许多水利工程，普遍推广使用革新的波斯式水车，以及其他多种灌溉工具。虽然在郭康他们看来，波斯人那个水利工程水平，跟小孩过家家似的，但对于印度来说，已经是了不得的跨越式发展了。因为之前印度人纯属靠天吃饭，连这点水利都没有的……
在巨大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北印度的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以至于许多原来的不毛之地，迅速成为鱼米之乡。随着农业的进步和产量的提升，产出的口粮足以供苏丹养活自己的官僚和军队。而农业生产本身，也随之出现了专业性的分化，开始出现一些专门种植商品粮和棉花、甘蔗、香料、果蔬等经济作物的专业性产区。
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印度，形成了一批工商业和外贸中心。除了德里、拉合尔这些地方，像古吉拉特，包括孟加拉，都产生了巨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之间，也逐渐产生了经常性的贸易联系。
另外，苏丹政府要求臣民提供现金赋税，因此，农民只能进城出售农产品，换取货币。这种举措，促进了货币和商业的发展，配合着苏丹政府对银币的掌控，使整个次大陆卷入了银币交换关系之中。在印度次大陆，第一次形成了较为有序的国内市场。此外，德里苏丹国还靠着不断经营，发展出了发达的棉纺织业，对外输出棉花、棉布，以及香料、蔗糖、皮革、染料等物资。
为了获取更高收入，苏丹自己也经营手工业工场。在充足原材料的支撑下，德里工场规模颇大，甚至可以产出丝绸，拿去哄西方乡巴佬赚钱。另外，苏丹还把波斯和天方教世界常用的“专卖权”管理方式，和印度本地习惯结合。一批吠舍商人因此得到重用，地位迅速提高。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垄断性的“皇商”，形成了“班尼亚”种姓。
靠着垄断权和巨额的货币资本，“班尼亚”商人在手工业和进出口贸易中获利颇丰，并且靠着这些收入，向苏丹提供了大笔贡金，维持宫廷和军队的开销。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很久之后。比如后世的印度知名人物甘地，就是出身于一个“班尼亚”种姓的家族。
虽然看上去不是特别高的种姓，而且平日里也喜欢摆出简朴、亲民的平民姿态，但甘地的爷爷，就是当地土邦的大维齐尔——因为他家就是土邦最大的商人和包税人。而维齐尔本身最大的职能，就是财政税收一类，所以就成了他家的了。这些习惯，也是德里苏丹国时期，开始形成的。
这些改革和变化，让印度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四处都是勃勃生机的境界。